纪录片导演见证可可西里反盗猎 8月险被暴雪吞没
2004年,陆川拍摄《可可西里》,以冷静、克制的电影镜头,呈现了打击盗猎者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陆川的拍摄,灵感来自一部名叫《平衡》的纪录片。这部关注可可西里藏羚羊及其卫士西部野牦牛队的纪录片,2000年问世曾引起轰动,直接影响了在欧洲藏羚羊绒制品的销售。它的作者,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成都人彭辉。
12年过去了,可可西里屠戮藏羚羊的枪声渐远。而彭辉,仍然没有放下记录可可西里的摄像机,那些曾经保护可可西里的卫士们当下的境遇如何,穷凶极恶的盗猎者有着怎样真实的面目?在即将完成的纪录片《平衡2》里,关于藏羚羊和矿产保护等话题,仍在继续……
见证反盗猎——
8月盛夏险被暴雪吞没
2011年12月初,彭辉收到振奋不已的消息:“当年参与盗猎及枪杀索南达杰的6名盗猎者逃亡17年后投案自首。”彭辉立刻率领摄制组奔往双流机场,因为他的《平衡2》,一直期待有这样的记录。
“当年我拍《平衡》,最初只是想记录一个盗猎与反盗猎的过程,以为它像一部充满枪战场面的西部片。”2012年2月,彭辉在成都对记者言及1997年底拍摄初衷时笑称,“现在想来,太过单纯。”
彭辉扛着摄像机走进可可西里,结识了扎巴多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继任者,野牦牛队队长),并且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参与巡山之后,才发现这群为可可西里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 “保护神”,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压力、矛盾与痛苦,更值得记录。
彭辉记得扎巴多杰说过一句话:“碰见盗猎者并不可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而且我的枪法好。最可怕的,还是可可西里的气候。”彭辉和队员们第一次巡山,便感受到了大自然带来的死亡恐惧。
那是1998年8月下旬。成都还是炎炎夏日,在可可西里腹地,已经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几度。彭辉和助手开着吉普车,跟随野牦牛队安全巡逻了20多天,当他们经过一个名叫“鬼门关”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原本应该是冻土的地方,在中午气温回升后,化成一片烂泥滩。”彭辉和队员们乘坐的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运载汽油的卡车,底盘全部陷入泥浆,动弹不得。
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如果车开不出泥沼,靠两条腿走不出几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就只有等死。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和巡逻队员,二话不说跳进泥滩,开始用手掏淤泥。
一整天下来,车子毫无动静。当晚,所有人和衣坐在车上,听着车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风声,雪块、冰雹轮流袭击,心情极其复杂。次日,凌晨不到5点,彭辉第一个走出来,用摄像机对准吉普车与所有巡逻队员。一会儿,一个满身污泥的队员疲惫地走下车,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
第二天晚上,陷在泥里的车辆还是没有动静。一向乐观的扎巴多杰悄悄嘀咕了一句,“这下惨了!”站在身旁的彭辉,从他的情绪里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幸运的是,第三天,两辆车终于从泥滩里被掏了出来。
大家都已经一天半没吃任何东西了,饥寒交迫。好在这天深夜,车子终于抵达库塞湖检查站,工作人员端出一大锅没有任何调料的清水挂面,“没人说一句话,埋下头吃得异常贪婪……”
彭辉跟拍野牦牛队,面对暴虐的大自然袭击的遭遇,不止发生了一次。有一次巡山,一场暴风雪把装载备用汽油的供给车跟丢了。队员赶紧打信号弹,但是,在天地一片苍白的风雪里,升空后的信号弹没有一丝亮光;再打几梭子冲锋枪,仍然被暴风雪的呼啸声吞没……紧急时刻,扎巴多杰果断地凭经验判断方向,抄近道返回保护站。一天之后,野牦牛队终于回到保护站。两天后,那辆供给车也凭着感觉找了回来。
1998年11月8日晚,扎巴多杰在家中被一颗77式手枪子弹从耳根后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获悉消息,彭辉悲痛万分地赶往可可西里,送走扎巴多杰。
面对盗猎者的疯狂,彭辉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很想纪录片拍摄与盗猎者正面遭遇。”1999年5月,“有人进山盗猎!”刚回成都的彭辉接到野牦牛队电话,又立刻赶回可可西里。
当时,梁银权出任了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和野牦牛队队长。几天后,彭辉与助手跟着梁银权和七八个队员,在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大峡谷中,沿着峡谷两侧包抄。终于,彭辉透过摄像机的长焦镜头,看到远处有一辆吉普车一动不动。野牦牛队先喊话,再鸣枪,却没有任何反应。队员们握枪步步逼近,看清楚车内两名男人,车外晒着数十张藏羚羊皮。“抓下来!”梁银权一声令下,队员们迅速奔去,彭辉扛着摄像机跟着奔跑,长达十几分钟的镜头,完整地记录下抓捕两名盗猎者的全部过程。而此刻,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扛着沉重的机器剧烈奔跑,彭辉已两眼发黑,险些晕倒。
事后查明,两名盗猎者的3支半自动步枪已经全部上膛,但看到巡逻队员人数众多,并持有冲锋枪,才选择了缴械投降;而盗猎者选择躲在峡谷没有逃跑,是因为汽车没油了。这一次,他们杀害了近百头藏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