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如何诞生? 而今仅余其半
从左至右第一排为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第二排为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
中国电影博物馆提供
“22大明星”部分演员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合影。
刘 澍提供
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诞生50周年主题影展将于9月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幕,带领观众重温那一段段斑驳却又亲切的光影记忆。随着老演员陈强和张瑞芳的去世,“22大明星”的提法频现报端,然而,返回历史现场,“22大明星”却寻不到半点公开报道的线索。
“22大明星”是真实的吗?它是如何诞生的?
这是一张薄薄的名单,上面的名字却光彩耀目。
50年前,风华正茂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在那个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屈指可数的年代,电影令亿万中国人渴望、痴迷,银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为除了政治领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
随着老演员们一个个离去,“22大明星”的称号被频频提及,最常见的说法是,1962年“22大明星”的诞生是新中国在“文革”之前唯一一次“造星运动”。这份流行的名单里,除了刚刚离开的陈强和张瑞芳,还有崔嵬、谢添、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共22人。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试图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杂志等公开报刊资料中找寻“22大明星”相关记载时,却惊讶地发现,“22大明星”失踪了!甚至以媒体常常使用的“新中国人民演员”和“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作为关键词,仍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吗?
Ⅰ.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新中国成立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与此同时,华美的旗袍和裘皮大氅不再是演员们的标准行头。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们,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明星只有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电影明星”一词容易引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丰富联想。当时的《大众电影》刊登了摄影机朝着身着比基尼的梦露射出子弹的漫画,配文“梦露之死——对好莱坞的控诉”这样结尾,“借用美联社记者的话来说:‘玛丽琳·梦露的故事已经完了!’但在明星制度下的悲剧片胶卷似乎还长着哩!”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反思,批评“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提出“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自认为他的讲话是“不免有点情绪”的,他指出“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情舒畅”竟然出现了6次之多。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好演员”赫然在列。
1967年《人民日报》刊登批判周扬“文艺黑线”的文章,列举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周扬在“新侨会议”上的言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创作高潮。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造就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优秀作品更推出了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他们不叫“明星”,却星光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