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称写《白鹿原》有倾向性：极力歌颂共产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陈忠实：我真实地写了那段历史中人们的

　　苦难、挣扎、奋斗和被伤害

　　陈忠实清楚《白鹿原》的敏感性，他也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发表小说。但并非像外界想象的

　　“客观、中立”的写史态度，在作家看来，历史不是中立的

　　本刊记者/万佳欢(发自西安)

　　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月，《白鹿原》正式稿完成的那个傍晚，四点钟的太阳尚未落山，独自在家的他忽然觉得“缓不过气儿来”。他似乎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些年，好不容易走到洞口，但“那种光明让人受不了”。他出门蹲在河边抽烟，还放了一把火，听着夜风中哗哗作响的荒草，才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过后释放的痛快。

　　你简直无法把这样的画面跟如今的陈忠实联系在一起。保守统计，小说《白鹿原》十多个版本的总销量至少已有二百万册，但它的作者谈及自己的作品时，直到现在还显得低调而谨慎。

　　陈忠实从1993年开始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始终讲一口陕西话，抽普通雪茄。他把现在自己的外表形容为《白鹿原》里的晚年鹿三。“我是不用化妆就可以演鹿三的，”他说，“我现在就是个老长工形象。”

　　陈忠实一直住在农村，经历、参与并观察了中国数十年来的乡村变化。1985年，他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思考时代变迁下人的生存困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对解放前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

　　由此，他开始构思长篇巨著《白鹿原》。那时，他对这本小说有自己的野心，并且为此使用了“垫棺作枕”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

　　眼下，距离写完《白鹿原》已过去整整20年，陈忠实形容自己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在20年前《白鹿原》完成后就开始酝酿的那部描写建国后到当下的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动笔。“没做成，”他简单地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78年开始有意识地排除掉一些左的观念、习惯和概念，并且形容当时是“第一次打开自己”。“十七年文学”对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些影响在《白鹿原》创作之前是如何被完全根除的？

　　陈忠实：影响非常大，我就是在“十七年文学”中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整个是在其中成长起来，当时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比如《艳阳天》《山乡巨变》《创业史》，都是当时农村题材颇具影响的作品。还有新文学，包括沈雁冰、郭沫若、巴金。

　　到新时期，要排除极左文艺思想对我很深的影响，光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以真正的文学作品(来排除)。我当时从短篇开始练习写作，选择了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个世界短篇大师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最后又选择了莫泊桑精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契诃夫是以人物结构小说，而莫泊桑是以情节和故事来写人物。相对起来，莫泊桑更适宜当时我的写作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里涉及到两个政党，又有白嘉轩这样的恪守封建习惯的传统代表，在描写时要做到“旁观”“中立”是否会比较困难？

　　陈忠实：不是客观也不是中立，我是比较真实地来写那段历史，那段历史中间的中国乡村社会，各种人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历程，心理裂变的历程。就是争取做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真实。避免以往我们，譬如说写那段历史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有倾向性？

　　陈忠实：不是倾向性，倾向性我也有，我倾向共产党，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但不要用过去“十七年文学”那样的笔法写国民党各级官员和一些负面人物，我也是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去写，无非是这样。

　　我要纠正你，绝不是中立，你看我在《白鹿原》里对共产党的几个革命者，连他们的一个缺点都没有写过，极力歌颂；写腐朽的那个社会层面那些人物的，也是写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如何腐朽，才造成了他们最后的败亡。

　　这个容易形成误解，以为是在这儿中立的。绝不是中立，历史也不是中立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腐朽的国民党最后的败亡和共产党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不是个人要采取的中立，不分彼此，那显然不符合历史。普通读者都不会接受的。

　　“《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的一个理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对自己写作的探索道路上，《蓝袍先生》具有多大意义？

　　陈忠实：它对我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的中篇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变革时期，尤其从原来旧的、延续了近乎30年的集体化体制，到土地重新划分给农民去个人耕种，我亲身体验，感触太深。这里有几百万人的命运，都在这个“合合分分”的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精神上的变迁。《蓝袍先生》是我第一次把眼睛从农村转换到乡村文人的命运，一个经历过1949年以前旧教育体制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他的精神历程和几起几落的个人命运，也包括共和国成立后极左思想对他的伤害。

　　中国新闻周刊：《蓝袍先生》对人物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探索对《白鹿原》的作用是怎样的？

　　陈忠实：《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创作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之前)的整个写作都是写当代乡村生活的，几乎没有涉及到1949年以前。在写《蓝袍先生》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对那时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知和理解。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全面去感慨、去表现，这样就产生了以大一点的规模来写建国前乡村生活变革的想法。《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王全安说“《白鹿原》实际上是‘心灵苦难史’，”他非常认同。他对此的理解是，其实人们经历了精神上的苦难，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越来越不自信。你对“心灵苦难史”是怎么理解的？

　　陈忠实：主要是人的精神心灵更新过程中间的痛苦和欢乐。因为那一代人确实在那个时代中经历了这种命运。最后一个王朝和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的思想家、革命者都在争取中国人民的新前途，这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就能完成的。人们在其中经历了苦难、挣扎、奋斗，心理上也遭受了一些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