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忆蒋介石：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

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在重庆，从左到右依次为：美玲、蔼玲，庆玲。

　　即使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主要历史人物身上，仍然可能具有值得人尊敬和敬佩的品质，以及生动细腻的个人故事。

　　专访美国前驻华外交官陶涵，揭秘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1943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前往开罗与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高峰会议。

　　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大陆简体版。作者陶涵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参事，是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该书一大特色是，作者查阅和引用了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由于传记主角本人的巨大争议性，以及美国作家视角的独特性，该书引进后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在读者群中引发较大反响。

　　22日，供职于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陶涵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话题涉及“西安事变”、三年内战进程中扑朔迷离的历史疑点，以及美国人眼中的这位“大元帅”在风云变幻中的尴尬、挣扎、痛苦、被动。

　　记者刘功虎

　　不虚美，不隐恶

　　以蒋介石等近现代人物为主角的书籍很多。本以为《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很难给人新的阅读快感，可是一看之下竟有些意外的欣喜。

　　这本书由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学者、蒋介石研究专家陶涵(Jay Taylor)所著。他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文及事务，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后任北京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经国传》。

　　陶涵整理引用由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自1915年起54年坚持写就的1000万字亲笔日记，全面客观再现蒋介石终其一生不断参与世界的政治事件，笔触细腻，气势恢宏。作者以时间为经线，以蒋与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关系演变为重点铺陈叙事，将诸多历史事件写得风生水起，并澄清了历史上诸多云山雾罩的谜团。

　　蒋介石的一生，“偏执狂暴，却能冷静分析；与中共为敌，却敬佩其纪律”，始终牵动着近现代中国的挣扎，刻下中国百年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蒋介石和现代中国》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蒋介石，展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作者力求将传闻中的蒋介石还原为真实的个人，不虚美，不隐恶。

　　由于曾经的外交官身份，陶涵也雄心勃勃地希望凭借此书澄清中美关系中许多众说纷纭的恩怨纠葛，比如他花费了大量笔墨介绍蒋介石与史迪威交恶的来龙去脉，马歇尔使华调停国共冲突失败的前因后果。他把侧重点放在由史迪威和马歇尔等人串起来的中美关系上，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同时他的中立、含蓄、隐忍，让本书的叙述风格更加平实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专家杨天石认为，本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和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

　　陶涵在弗吉尼亚的家中摆有“仿中式家具”和“中国摆设”，他说，自己很佩服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中国的艺术和诗歌，富于节奏感的语言，当然还有中餐。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孔子倡导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带有良好的愿望，重视对知识的追求，重视家庭和邻里和睦。而西方文化相对更注重抽象的原则，个人权利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两种文化是可以兼容的，对于现代经济社会都必不可少”。

　　在他看来，文化不同并不重要。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每一个方面看起来都很像。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这两个富于动感的文化可望更加积极地进行融合交流。

　　关于交往

　　他握手时的力道很轻

　　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有时候甚至会伤感哭泣。

　　读+：你在书中提到，你见过蒋介石本人，并与他握过手，当时情景是怎样的？

　　陶涵：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当时还是派往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3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起来身材并不高，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的力道很轻。一般认为他是个独裁者，掌握权柄近50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中共和毛泽东。他本人很清廉、诚实，但是他也隐忍了他的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要深入了解他，从那时算起，我可能还得等几十年，等到我有足够的阅历，撰写了《蒋经国传》之后，遍访更多的历史亲历者，才能掌握他的全貌。

　　读+：传闻中的他和你亲眼所见的他，有着怎样的反差？

　　陶涵：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中，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现代的新儒家，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为。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但是他本人不介意所有的孙子孙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有时候甚至会伤感哭泣。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也往往使他颇受爱戴。他对很多国际事务具有惊人的判断力，比如他曾经预见希特勒将进攻苏联，并把这个想法提前数日告知斯大林。

　　读+：你这本书援引“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论述，形成鲜明特色。你怎么看待蒋介石日记的历史价值？

　　陶涵：在我的书里，蒋介石日记是一个关键的来源，我大概直接引用了400多条。像任何日记作者一样，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表达了对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历史事件的看法。爱写日记的历史人物，还会对他们所记录的生活表达出一种强大的理念，以及对关键历史事件表达出他们的立场。信件、备忘录、录音谈话、专访、自传，敌人或朋友的记忆，等等，都是传记作者所采用的资料源泉，跟日记一样，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争议 　

　　西安事变也许没有改变历史 　　

　　军事失利、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大面积的官员腐败，导致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力快速流失，人们对他的信任也开始减弱。

　　读+：你在书中指出，“西安事变如果没有发生……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本身并没有改变历史”。这个说法可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你能否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势？

　　陶涵：1936年8月，受到深深惧怕日本进攻苏联的斯大林的推动，毛泽东明确给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发出信息，对蒋介石的“进步”和对日政策表示祝贺。毛泽东也授权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建立统一战线。不久以后蒋介石离开南京赶赴西安。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磋商。虽然最终这一次磋商被打断了，但是可以确信的是，毛和蒋肯定都给出过妥协性的初步意见。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无论毛泽东的最终态度是什么，蒋介石内心都不打算停止军事进攻。

　　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和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政府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就很可能取消对毛“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

　　因此我要说，劫持事件本身没有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

　　读+：“抗战”胜利后，为何马歇尔对蒋介石政府渐渐失去了耐心，好感越来越少？

　　陶涵：从抗战军兴到1947年左右，其实蒋一直是很受欢迎的。通胀问题尽管严重，但仍是可以解决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7年秋天。那时候苏联已确信美国不会介入中国内战，他们将日本留下的重型武器转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改变。军事失利、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大面积的官员腐败，导致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力快速流失，人们对他的信任也开始减弱。

　　1946年夏季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周恩来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深深打动了马歇尔，有效地让他觉得蒋介石对和平谈判的破裂要负主要责任，国民党将会输掉战争。

　　读+：你在序言中表示，自己在着手研究蒋介石以前，对他的看法多半属于负面印象，请问这是美国社会对蒋介石观感的一种主流看法吗？这种看法大致是怎么形成的？

　　陶涵：战后很多年里，那些研究中国事务的美国学者、记者和外交官都对蒋介石有一种负面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主要受到上世纪30年代的几本书和一些新闻报道的影响，埃德加·斯诺，哈罗德·伊萨克斯，安德烈·马尔罗等人的作品发挥了很大影响力。国共内战期间，一些作家，像格雷厄姆·佩克和西奥多·怀特等人，基本上都对“大元帅”(很多美国人这么称呼蒋介石)持负面的看法。再后来芭芭拉·塔奇曼通过研究史迪威的日记，更是给出了一边倒的个人观感。

　　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猛烈增长的腐败行为，是美国人对蒋介石形成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蒋介石还被普遍认为在内战开打时具有全面的优势，然而却打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