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设计往事：毛主席亲自确定部分尺寸(2)

　　最早的方案中有国家大剧院

　　毕竟，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的性质、内容都不相同，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每个地段为150米×220米，等于3.3公顷。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会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份6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人民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我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建3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这样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天安门整体规划时考虑打通南长街、南池子两条延长线，与前三门大街相连通，是因为北京的中轴线上有景山、故宫、天安门等旧皇园和宫殿建筑群，以致城市中心没有贯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打通这两条延长线，天安门中心广场就成了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车流来往，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广场上集会活动很多，集会时市中心的南北交通就中断了。而两条延长线的打通，则可将广场交通枢纽功能移至正阳门、箭楼一线，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分流，同时减少车辆绕行距离，另外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背面也需要有环绕的道路，以便于疏散人流。

　　但是，公安部的新办公大楼恰在1958年刚刚竣工，为南池子延长线而随即拆除，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是不相宜的，因此，当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长街延长线，而将打通南池子延长线规划暂时搁置。

　　在中央决定上“国庆工程”后，有人出于对人民大会堂这一建筑的不寻常意义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显，提出将其放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门、祈年殿等重要建筑的北京中轴线上，即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将人民大会堂坐落在两者之间。幸好，这一提议未被采纳。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佟铮就通知我：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

　　周总理指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必须有赖于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会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我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我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性意见，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例如，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虽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它来自在清华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还有描绘中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凸显时代的胸怀和气势。在我的设计过程中，不断涌出的就是这些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