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设计往事：毛主席亲自确定部分尺寸(3)

　　确保方案里的面积不被压缩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方案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我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10个月，建成人民大会堂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在我没进入实际设计时，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然而，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当我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因此，我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周恩来总理曾对人民大会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人民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其中赵冬日、沈其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人民大会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会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人民大会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

　　我将方案上交后的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我就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我记得当天是星期日，因刚刚赶完图，一个人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那也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多数国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五辑

　　口述/陶宗震 整理/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