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为让美国人更了解中国(2)

　　记者：这是不是中国人讲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傅高义：不一定是更清，但是这算是一个目标，当时因为那个中美关系有敌对的关系，没办法去中国做真正的研究，世界最好的地点我认为当时是香港，因为那个香港比较接近广东，所以容易比较了解那个广东的情况，所以开始研究广东。那么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一些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杂志。

　　记者：您在香港怎么能够得到广州日报，还有南方日报这样的材料，当时？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图书馆，是1949年一直到当时1961年的。那很多年的(资料)都有，南方日报。后来哈佛大学也买了，所以我一年在香港做这么一个研究，回去哈佛以后，我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带回哈佛大学。

　　解说：直到1973年，傅高义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

　　记者：1973年那一次都中国的旅行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非常穷，非常穷的一个国家，他们饭不够吃，还有知识分子非常紧张，因为那是1973年，现在回忆起来理解，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我可以看知识分子也都怕，不愿意谈话，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比较聪明，比较了解情况，有一批，我见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有愿望，希望交流，能跟外国接触多一点，能到外国去学习。

　　记者：这是1973年您第一次到中国？

　　傅高义：1980年在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还有80年代初，我差不多每一年来到中国大概一两个礼拜，

　　记者：那个时候，每一次来都有变化吗，在您眼里看的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80年代初变化还是不多，我听说比方说，要是香港人在广州走路的话，很容易看得出谁是广东人，谁是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衣服做法都不一样，距离太大了。

　　解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对外开放，1987年傅高义与妻子艾秀慈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广东之行，并在两年后，发表研究中国的第二本专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

　　记者：变化是在什么方面，变化大不大？

　　傅高义：1980年代我买一辆自行车，但是普通的广东的家庭不能买，太贵了，他们没有钱买一个自行车，但是1986、1987年，大多数的人都有自行车，也还有的士，那些他们有了。

　　记者：作为一个很早研究中国的人，怎么观察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您会怎么想？

　　傅高义：我认为是好事，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希望，因为我认为第一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人这么紧张，生活水平这么低，会有发展，我认为对中国当然是有好事，对中国的老百姓发展也是很好的事。

　　记者：这一段经历，对您后来写这本《邓小平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傅高义：邓小平第一个试点、实验，也是广东，还有深圳，所以我也看过了，1980年去深圳，1986年、1987年、1988年，都去看深圳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那个变化多么大，也是变化的过程是什么的。

　　记者：实际上是给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的书写，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傅高义：我想是的，我本来没有这么个计划写邓小平，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运气也很好。

　　解说：好的运气并不意味着轻而易举。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前言《探寻邓小平》中这样感慨“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记者：那自然就给您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您怎么去解决这个麻烦？

　　傅高义：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比方说，《邓小平年谱》给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年谱是2005年，两本的年谱，邓小平年谱，文化研究室搞的，后来是还有三本，所以一共是五本，所以他哪一年见什么人，去什么地方，那可以有根据，又清楚，但是为了了解他的意思，他怎么想，应该了解每年环境的情况，也可以看一些当时的杂志报纸，也可以看，还有一些人的回忆录，所以我做的研究，最近几年写完了以前，我可以看到不少人的回忆录，还有我十分利用哈佛大学的优势，跟很多人能见面。

　　解说：除了大量的搜集文献资料，傅高义还采访了一系列曾与邓小平有过交流会晤的政坛首脑和商界领袖，如美国前总统吉米o卡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以及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前言中，傅高义列出了一长串受访者和中外研究者的名字，尽在这份名单中，国外的政要约15位，在中国的采访对象近140人，而这还只是他实际受访者中的一部分。当然，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中，对于中国，对于邓小平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尽相同。

　　记者：因为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自己就会受到各自这种文化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您在观察和研究这段历史、这个社会的时候，是否也会带着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去把把这种东西融在书里，您会避免这么做吗？

　　傅高义：我觉得我跟人谈话，我是很同情人的，了解他的看法，我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应该这么做，应该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历史，他们的思想，都应该了解，应该同情他，所以那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所以尽可能向避免自己的，当然自己也有看法，但是应该那个自己的看法怎么会影响也要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