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负面信息传播"调查:本科腐败多 专科骗局多

　　最近3年，我国高校学术、招生、基建、就业、后勤等领域“负面事件”层出不穷，网络传播了百余起高校负面事件信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以“高校负面信息传播”为题，进行数月专题研究，昨日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沈阳利用自己开发的文本挖掘系统软件采集网络数据，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提出负面信息传播的十多项影响因素，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测算，最终给出建议。

　　据介绍，高校负面信息是指对高校的形象和品牌带来不良效果的各类信息；对于公众而言，负面信息的充分披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手段。沈阳重点研究了高校负面信息是如何萌发、扩散和进一步传播的，目的是研究负面信息的传播规律，探讨网民心态，促进相关单位实际工作态度和应对措施转变。

　　研究结果称，高校负面信息可分为4类：行政类、学术类、社会类、生活类。行政类负面信息涉及校领导或贪腐事件；学术类负面信息是学术层面的负面信息，如剽窃等；社会类负面信息是高校成员发生的社会化的负面信息的统称，如学生跳楼；生活类负面信息是涉及高校后勤保障的负面新闻，如食堂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等。

　　结果显示，行政类新闻(招生、腐败)、社会类新闻(死亡、骗局)在互联网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这两类负面新闻是网友的兴趣点，它们的传播源动力更大。公众对这两类负面新闻细分话题的关注度从高到低为：公权力私用、和学生有关的暴力拆迁、挑战道德底线、教育腐败。

　　沈阳说，该研究显示，不同类型高校的负面新闻各有侧重。本科院校关于“教授、招生、研究、论文、校长、腐败”的负面新闻更多，专科院校关于“欺骗、死亡、骗局”的负面信息更多。这表明层级高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敏感点是学术类和行政类负面信息，层级低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敏感点是社会类负面信息。

　　从地域分布上看，网络上现有的高校负面信息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的高校负面信息传播得更多、更广。沈阳分析，中心城市高校负面信息多，主要与这些地方的高校集中度和媒体发达程度高于其他地区有关。

　　此外，在某负面信息产生的一段时间内各种负面新闻较多，高校负面信息被忽略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某些时候恰恰相反。由于负面信息有“连带效应”，若该负面信息与当时传播最火的负面新闻有关联，其快速传播的几率更大。

　　高校负面信息的传播在时间上还受政府与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若在某一特定社会大环境下，媒体议程设置正面新闻为主，高校负面新闻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会受到影响。沈阳举例说，2008年就是高校负面信息传播比较缺失的一年。北京奥运会的积极大环境，使得媒体对于高校负面信息的关注度降低。

　　获负面信息后公众“再生产”

　　沈阳说，公众获得负面信息后，会出现“再生产”行为；这种传播是对负面信息的补充或升级，极大地扩大了负面信息的影响力。

　　公众“再生产”的方式包括创造流行词句、制作戏谑MV、发起人肉搜索、评论、爆料等。

　　公众获取负面信息后往往有再传播的行为，如人际传播、转载等。通过公众再传播，信息获得更强的传播力度。公众的再传播也存在不亚于媒体传播的威力。

　　负面信息被报道的持续时间越长，覆盖的读者面越广，更易引起读者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快速传播的表现。而在公众关注的驱使下，后续新闻的传播速度也就越快。因此，负面信息的播出持续时间，是其传播过程重要影响因子之一。

　　挂在门户网站首页的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广度，是被挂在二级页面的信息的传播速度、广度所不能比拟的。位置越显眼，传播速度越快。

　　负面信息牵扯对象越多

　　社会影响力越大

　　人们之所以对教授腐败或剽窃保持较大关注，与其被社会赋予的神圣角色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分不开。沈阳说，高校负面信息相关人的社会期望与其负面信息的落差越大，人们的好奇心和关注度就越强烈，该负面信息传播就越快。

　　负面信息牵扯到的对象越多，其社会影响力就越大，大众关注度就越高。关注度转化为大众需求度，此时的负面信息传播动力更足，传播速度更快。

　　负面信息双方的地位鸿沟会激起人们的关注欲，尤其当负面信息受方的地位低于施方的地位时，传播速度会加倍，处理不当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李刚事件”之所以受关注，与其负面信息施方的“官二代”身份有很大关系。施受双方地位鸿沟是负面信息能否开始大规模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内在源动力因子。

　　负面信息施方的初始态度至关重要。在负面信息初现时，施方若能即时作出反应、保持合适态度，会使有效的负面信息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降低。反之，若保持沉默或持有不合适态度，则负面信息可能产生第一次井喷。

　　“李刚事件”中，“我爸是李刚”无疑是该事件走向恶化的最重要前兆，也是激起众怒的最关键影响因子。该事件始于河北大学校园BBS的爆料，初始并未涉及敏感词汇，自“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被爆料出来开始被疯狂转载，一发不可收拾。

　　发言人的态度影响负面信息传播

　　沈阳将发言人分为6类：目击发言人、亲友发言人、所属单位发言人、政府发言人、调查机关发言人、舆论领袖发言人。

　　发言人的态度对负面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目击发言人是指由事件目击者扮演的发言人角色。亲友发言人由施受双方的亲朋好友扮演。所属单位发言人是由施受双方所属单位扮演的发言人角色。政府发言人大多由事件发生地政府机关扮演。调查机关发言人由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的机构扮演。舆论领袖发言人是由现实生活中或者网络中的舆论领袖扮演的发言人角色。

　　这些发言人当中，有可能对负面信息传播起到抑制作用的是目击发言人、亲友发言人、政府发言人、调查机关发言人、舆论领袖发言人。

　　目击发言人的澄清案件实情，亲友发言人的理智态度，政府发言人和调查机关发言人对受方的安抚、对司法介入公正性的保证以及及时公布案件进展，都可以极大地降低负面新闻传播的速度，避免其愈演愈烈。

　　如“挟尸要价”在第一轮传播阶段，网络刚开始盛传存在“挟尸要价”现象，荆州市政府就立即表态会严查并通过发布会及时公布最新调查信息。这一举措降低了公众的疑虑情绪，有效降低了该地区负面新闻的传播速度并将其引导至合理方向。

　　同时，舆论领袖发言人可以通过发表观点给予民众乐观期待、表达对调查机关发言人和政府发言人的信任，来引导负面信息传播的减缓。相反，若目击发言人、政府发言人、调查机关发言人、舆论领袖发言人表现不当，则会加速负面信息的疯传。 （记者万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