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推荐生制以孝设槛 高校重孝道难破考核困局(2)

　　反对

　　不必纠结于孝

　　这不禁令人想起汉代的“举孝廉”。在讲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奉行“百善孝为先”的封建社会，所谓“以孝治天下”自是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也还是避免不了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悲剧”。前车之鉴犹在，北大何以视而不见？

　　平心而论，正如俗语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反过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对子女同样是极其包容的，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真有子女忤逆，在关涉到高考升学、前途大事这样的问题上，就是不孝家长也会违心地说孝——人之常情。所以，北大的这条新规定本就不具多少现实性。再退一步说，即便就是有“不孝”名声在外的，也不意味着就不成才，不成器。随手可举的一个例子是，学生时代标举“《非孝》”激起社会风潮的施存统先生，照样成为翻译家、文学家，做过上海大学的教授并社会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部副部长，还培养出了一个音乐家儿子——施光南。

　　其实，孝或不孝，究竟只是家事，私德问题；但北大，却是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闻名的。北大早年的教授，私德有疵，道德失检的也并不乏人，如被鲁迅称为“侦心探龙”出卖师友的刘师培、出没八大胡同的辜鸿铭。“有容乃大”，如此方成就北大之“大”。北大又何必纠结于学生私德的孝还是不孝呢？只要不在校园里“非孝”，包容之又有何不可呢？再进一步说，即便定要标举孝顺，正所谓“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拒绝不孝顺的学生进来不算本事，将不孝顺的学生迎进来，春风化雨成孝顺地走出去，那才算是尽了教育的职事。(于立生)

　　担忧

　　可能制造伪君子

　　不少人认为时下的社会已经道德沦丧、道德滑坡，不管这种判断是否具备严格的数据基础，但至少反映人们对社会道德问题已产生了焦虑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加大了道德层面的考核，将“不孝敬父母者”踢出校长推荐之列，看起来是具有引导社会道德的功效。

　　但纵然有一千零一个美好的理由，也没法消解“不孝敬父母者”的认定难度。当然，可以硬性规定校长有义务家访，充分了解拟将被推荐的学生是否存在不孝敬父母的行为。可是，学生家长除了美言自己的孩子之外，难道还会说别的坏话吗？

　　北大还可以往前走一步，规定家长要证明自己的孩子孝敬父母，必须提供证据。那么，孩子节衣缩食给父母购买生日礼物、百忙之中给父母捶背之类的故事定然会被导演出来，甚至用表演的方式制作成视频供校方观看。

　　考核中学生是否孝敬父母，还要遭遇一个更大的难题：中学生未到赡养父母的年龄，相反是在接受父母的抚养。是否孝敬父母往往要到赡养父母的阶段才能显现，而在父母抚养孩子时期，大家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听话，只要孩子不给父母惹麻烦，认真学习且成绩优秀，就是个让人夸奖的孩子。如果校长向学生家的邻居了解孩子是否孝敬父母，说不定会被视为一个笑话。

　　学生是否孝敬父母，并不具备核查的可能性，校方、家长和学生为了应付北大的规定，就会合谋造假，被校长推荐的学生不仅不存在不孝敬父母的行为，而且还可以包装成非常孝敬父母的道德模范。这一规定就产生了一个负面效应，引导社会制造“伪君子”，这就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道德。(伍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