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科研的薪酬导向危及科研自身
武汉科大研究生刘娇至今记得刚入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一次，导师孙君恒带另一个教授的研究生出去开会，那个研究生买了卧铺票，候车时却发现孙教授买的是硬座票。
而此后几年，她则是亲眼见证了这位文科教授的清贫坚守之路。
跟着导师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民间文化的导师常常特意带着他们提前一天来到开会地点，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的习俗风情。由于是提前到，主办方不提供食宿，导师就带着他们住几十元钱一晚的小旅店、中午吃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个饼。
近十年来，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爱上了民间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墨子、管仲、淮南子等主流学者较少涉及的领域，有意或无意中，放弃了太多赚钱的机会。
平均一月一次学术研讨会，4000多元的工资，差旅费就花去四分之一，早晨挤公交车上班、出差坐火车买硬座票，孙君恒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研究。
学生们都很尊敬孙老师。然而，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又有多少人能像孙教授这样坚守学术呢？
学术资本化正成为业界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采访中，高教研究人士大多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过于功利的追求使教授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国家各种科研基金支持的热点项目、瞄准国家的发展方向，忽略了难以市场化的基础学科，“短期化”、“功利化”的研究评估体制难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而为了经费、提成去做科研，科研本身的质量可想而知。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说，学校为了拿大钱，拿大项目，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科研战线上，大教授整天忙于找课题、写总结、报评奖，由此带来的怪现象则是：自己没有时间做课题，课题都是博士生们完成。甚至出现一些不善交际难拿课题的教授依附这些名教授生存。
熊丙奇教授至今对一位50多岁的博导的反思印象深刻——“我现在就是一个销售员。”
这位博导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概括为“拉订单、做销售”，“运作的全部是商业的一套，感觉完全不像做学术的”。
“不是在开会，就是正在开会的路上”。几年前，科技系统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为此写下注脚：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邹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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