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10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102)，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被塑料袋裹着的白纸本、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上课铃一响，笔在本子上沙沙响，一会儿工夫，他记了整整11页。
课间，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教授忘我地讨论，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你不会猜到他已69岁。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对他的出现毫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活跃了1年多。每天早上6点半，他会走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区的地下室，骑上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五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探访他的“北漂”生活，他便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从10年前讲起自己的故事。
疯狂老头
李文超的人生，从59岁那年开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首次允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考！”刚刚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机关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兴得想要蹦起来，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检阅”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然而，自认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无数次猜想过大学梦破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为他36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因。
2000年的高考日，李文超搀扶着他88岁的老母亲来到考试现场。一位保安在门口把他拦了下来：“你进去干什么？”李文超扬了扬手中的准考证：“参加高考，国家允许的！”之后，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考场，与小他40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
最终，他得到286分，在当年全国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媒体称为“花甲状元”。
“我可是没怎么复习就去考试喽！全凭脑子和平时的积累！”李文超对自己当年的“裸考”经历很是得意。不过，虽然考了个“状元”，但他的分数仍离贵州省录取线差了14分。幸运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他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免除了他的学费。
李文超迎来的大学第一课是新生军训。这位“花甲战士”虽然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却在很多项目中把同学们甩在了身后——在太阳底下站军姿，最笔挺；踢正步，最认真；就连从未接触过的射击，他也打了47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还因此获评“优秀学员”。
休息时，同学们累得直接躺在操场上，李文超也跟着躺下。有同学叫他“爷爷”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参加正规高考考进来的，是你们实打实的同学啊！这么叫多别扭。”身旁一个小伙子灵机一动：“叫你‘超哥’怎么样？”李文超乐了：“这个好，就这么叫！”于是，此后4年里，他每天都与一群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们称兄道弟。
在学习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翘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泡在图书馆。因为不住校，听完报告回到家时常常已是深夜。老师劝他免修体育，他不想搞特殊，1500米照跑，铅球照推。唯一让他感觉吃力的是计算机和英语。“英语基础不好，高中时只学过一点点。计算机理论课没问题，但上机时手指不灵活。”不过，他不服气，玩儿命学，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疯狂老头”。
2004年7月，李文超从贵州师大毕业时，成绩已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了全班第19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