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高负荷 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2)

　　编外教师

　　“明星”老师屡遭失业

　　虽然辛苦，但也没把范艳彬从干了24年的教师行业里逼走，但他心里总有个遗憾。

　　从河南老家镇中心小学的代课教师，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任课老师，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却从来不是教师队伍里的正规军，“我有教师资格证，但始终没进编制。”这意味着，他无法享受国家给教师的一切待遇，而“取缔”却成了他教书史上最不幸的关键词。

　　2003年，在镇上当了15年老师，刚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范艳彬，还没来得及转正就下岗了。那一年，国家取缔代课教师，范艳彬说，连教他小学的老师都失业了，“那可是干了二三十年的老教师啊，一辈子，真不值。”

　　但他还是不能放下讲台，在北京海淀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他又当上了语文老师，却依旧没编制。

　　“工资不到800元，教室是厂房改的，课桌没油漆，板凳上的木碴都能划破衣服。”但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他认了。

　　4年来，范艳彬成了学校里最有办法带差生班的“明星”老师，一度让成绩最差的班级考出第一，2007年，学校却因无证办学关停，范艳彬再次失业。

　　如今，在金海河小学，范艳彬依旧是名编外老师。

　　新希望学校的副校长徐敏也从未把自己定位为“北京教师”。

　　11年间，徐敏的工资从800元，到如今的4000元，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全部的上升空间”。

　　2001年，来北京之前，他是一所乡村学校的语文教师，月收入400元。

　　“公办教师或乡村教师都是个身份，打工子弟教师在夹缝中，没身份。”徐敏说，北京十年，他并没有过“我是一名北京教师”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调查数据：69.3%的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认为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低，这严重地打击着老师们的自信心与自我的身份认同。

　　高负荷

　　大班额远超公立校

　　和偏低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所承担的教学重负。

　　在明圆学校任教的7年里，黄文革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还兼任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

　　她记得给学生上课，班里有48个学生，但随着周边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关停，学生越来越多，目前，她的班级学生总共63人。

　　像这样的大班，明圆学校至少有四五个，“全校40多个人的班基本没有，至少也是50多人的。”

　　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班容量标准不得超过45人，2009年北京公办小学平均班容量为31人，打工子弟学校92.7%的小学老师称，其所教班级都超过了31人，“超载”现象、大班额给老师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人多，意味着老师们批改的作业也多。讲台旁黄文革备课的课桌上，厚厚的一摞作业本，占了桌子的大半边，63个孩子的100多本作业，全看完，需要两节课时间，“有时还得带回家批，备课也都拿回家写。”

　　除了英语和体育，课程表上，都是黄文革的课，“一天都离不开教室。”

　　与公立小学教师比较，北京公办小学教师的每周课时数为16.03节，而打工子弟学校小学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为24.55节，是前者的1.5倍。

　　有时，黄文革得充当家长角色，放学后盯着学生写完作业——很多学生家长没时间管孩子，所以不少学生回家不完成作业。

　　每个学期，班里学生就会换上一批新面孔，这也让黄文革颇为无奈，“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些好学生，下一学期有可能就见不到人了。”

　　黄文革说，63个学生，从一窍不通到特别优秀，分七八个层次都不止，“有的转校生，5年级了，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

　　43岁的黄文革照了照镜子，发现头上的白发丝丝缕缕地又多了不少，爱人万超比她大6岁，离开讲台的他，一根白发也没有。

　　调查数据：打工子女的高流动性、课业水平差异大、班级人数多和课时任务重，成为学校教师们繁重的工作负担，78.2%的老师为此感到困扰。

　　流动快

　　某校这学期走7位老师

　　“等我们干不动时，谁来养我们？”黄文革一想到这个问题，眼神不由落到儿子身上，“也许只能靠自家的孩子了。”

　　大兴明圆学校校长冯国珍曾是旧宫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拥有国家给教师提供的各种保障。

　　但作为校长，她也无力解决教师的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给老师买保险，他们只能靠拿一点工资养家。做的同样是教师工作，但得到的福利待遇却差距很大。”

　　很多人早早离开了这个“行业”。

　　以行知学校为例，仅今年下半学期至今，行知学校两个校区就走了7位教师，“比往年要快。”

　　校长刘学军介绍，她在行知的13年，每年平均都有5位以上老师离职，有的去了公办校，有的考取公务员，还有的出国留学。“对公办老师来说，老师是一辈子的职业；但打工子弟学校，常常是一块跳板。”刘学军平静地说，语气中没有责备。

　　“十年前是800元，现在1000多块，怎么能留住老师呢？”徐敏说，近些年，为保证教学质量，“新希望”招收教师的标准为：“大专以上，有教师资格证。”

　　“但低工资和高水平本身就是矛盾的，”徐敏介绍，为保证教师待遇，学校只能适当提高学费标准，“但又不能提得太多，要考虑生源。”

　　调查数据：受访的168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的老师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声音

　　要改变现状 政策需先行

　　目前，全国有283万流动儿童没在公办学校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承担了孩子的义务教育，但并没有或很少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政策支持不到位，限制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自然就限制了老师的发展。如果政策足够开放，并给予扶持，经过一定时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福利待遇肯定会有一个向上走的水平。

　　在全国打工子弟学校中，广州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最多，拥有300多所合法化的打工子弟学校，而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质量最好，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政策的支持。

　　广州和深圳地区，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开放程度更高，给予打工子弟学校合法身份，使得学校愿意增加投入发展学校，敢做一些更有力度的工作。而北京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随时都可能被关停，学校就不敢投入，只能维持低水平办学，老师的福利待遇、教学环境等自然很难提高。

　　而上海则采取了政府扶持打工子弟学校的模式，给打工子弟学校提供补贴，打工子弟学校每招收一名随迁子女，教委给学校补贴4500元，同时给学校提出了办学要求，这使得学校自我发展提升很快。今年的金粉笔奖推选，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教师挑选更为严格，是以教学比拼的方式，经过专家一轮轮筛选出来的最强者。这样的推选方式却不太适合其他地区。

　　所以，要改变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各方面条件，就需要政府先给一个政策环境。政府本身就有义务教育经费，如果落实到位，这些学校会有明显提升。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蔺兆星

　　调查数据来自新公民计划《2012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作情况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