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名人”多，经济界别34组一直是各家媒体蜂拥围堵的焦点，6日下午，围绕房地产调控和保障房建设的话题成为34组委员们的专场讨论内容。
虽然以前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种类的保障性住房，但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逐步使公租房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很多政协委员认为，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来，这是一种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谈到，目前首先要对中国的房地产有新的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房子。李德水指出，金融危机前，美国住房拥有比例是68%，为了提高4个百分点，搞得全球金融危机，虽然这不是全部原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更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这在香港、新加坡也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住有所居，并不是说的居者有其屋(产权)。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对GDP贡献很大，已经形成泡沫，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有可能会对银行再次造成伤害，在早前，银行已经剥离过4万亿不良资产，如果再有更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出现，银行恐怕会难以消化。
董文标说，还是要用市场经济方式来解决，从源头上治理高房价。他总结，有三种人造成了高房价：第一是地方政府，过去的土地财政导致地王频现，楼面价就达到每平方米两万，加上建筑成本几千元、利润几千元之后，房价自然到了3万；接下来是房地产商和投资客，这只是资本追逐最高利润的必然规律，虽然给楼市造成了泡沫，但在今后任何人依然无法改变。
董文标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几乎处于静止状态，他沉重地说：“这个死扣一定要解开，如果这么挺下去，会出大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书记陆启洲认为，住房是商品也是公共产品，如果作为商品，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如果作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解决负责提供，针对一部分人群的保障房、公租房，政府就应该解决好。我们对住房的分类应该清楚明了。
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人已经分成不同的阶层，把房地产完全交到市场中去，是不可行的。住房应该要分类，不能放在一起来谈，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投入，普通商品房由市场和政府一起解决，高档住房则完全由市场决定，三种房价应该分开统计，分别管理。
然而，5年内建3600万套保障房，资金从何而来？委员们大都质疑政府的财政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杨超认为，3600万套保障房光靠财政投入肯定是不行的。杨超建议，应该让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以债权投资形式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一起完成。不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提出质疑，公租房的回报率可能就只有3%-4%，对于保险资金和一些基金投资方式，能否达到资本回报率的要求，对于廉租房，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租金，没有回报，如何解决回报率的问题，是市场上的资本需要考虑的问题。张家林认为，要落实3600万套保障房，需要实实在在的细则与设计，不能是口号。
由于过去关于经适房小区停满宝马等名车、或被转售转租牟取暴利等新闻不断，未来的保障房能否公平公正地进行分配，也令委员们担忧。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客观存在巨大利益差价，导致那些越是接近掌握分配资源权力的人，越有机会享受到住房保障。所以李克强副总理强调，确保公平公正是当前大规模实施保障房建设的“生命线”，保障房的根本目标是使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众真正受益。“十二五”期间，保障房覆盖率是在20%，但是最关键的是，这20%确实是需要被保障的人群。
李德水也谈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房地产是拉动百业的龙头，过去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纵观日本、美国这两个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国家，都曾经在房地产问题上跌了大跟头，中国绝不容许在房地产问题上犯这种错误。李德水说：“在中国治理房价泡沫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个个人和企业，谁吃了亏，也要服从大局。”本报记者 刘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