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承包政策
紧随高级合作社之后，人民公社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此后的20年间，人民公社制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适应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使命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的土地政策再次发生巨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而这次巨变的“引爆”点，是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所简陋的农舍中，在有着自己签名的联产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印，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小岗村的村民将这样的歌谣唱得震天响，从此从“乞丐村”、“三靠村”走向了“富足村”，彻底和饥饿说了再见。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80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纲要》，正式肯定了“双包”(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1983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对以“双包”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把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
连续3年下发的3个中央“1号文件”，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1978年至198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进步，1984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峰，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民的温饱问题。
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由此，一直延续至今。
后记
农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吃饭问题；吃饭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人多地少是我国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尊重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土地制度。
“严宏昌”，这3个字被以褒义烙进历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慨不已。
33年前的11月24日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严立华家的前厅里，18个男人围在一起，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始了农业“大包干”的实验。而这样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创举，竟意外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严宏昌的成功在于，他做了第一人；严宏昌的幸运在于，“政策”最终站在了他这一边。
2011年6月12日午后，在严宏昌颇有些气派的住宅里，他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30余年前的那段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