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无论是房地产业内人士,还是一些学界人士,以及人大报告,其观点都可以归结于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楼市调控能不能运用行政干预,是不是只能通过市场调节;二是“房价跌幅不超25%”是不是地方财政和宏观经济的容忍底线,它们之间有没有正相关,中央明确的房价“合理回归”概念尺度该如何划定,也就是说地产调控的政策预期是什么。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为国民经济不陷于恶性通胀,今年政府花了相当大的气力在挤“泡沫”,一是抑制物价,另一个就是调控高房价。宏观上,货币政策采用了紧缩供应量和控制流动性的手段,存准金运用就是一个明例。在地产调控方面,有鉴于先期施放的“差别化利率”、“限贷”等市场调节手段收效不大,特别是无法对盘踞在房市上的投机行为给予精确的“釜底抽薪”般打击,政府只能推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非市场手段的限购政策。
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限购政策显示了它的威力,这种行政干预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此才有前文所及的全国房价迎来拐点。
另一方面,楼市调控的政策预期是什么,房价“合理回归”的尺度该如何划定?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担忧:一年多以来的房地产调控花了那么大力气,开发商期冀“如何在与政策博弈的过程中争取市场机会”,地方政府在这场博弈中似乎“心不在焉”,一些知名人物在大喊“房地产是经济支柱”……如此这般,我们的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
正如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楼市出现拐点的情况下,不必关注房价下调了多少百分点,政策何时放松,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借此“良机”,着力思考包括各级政府财政制度在内的房地产制度建设。唯有如此,才能走出楼市调控“一调就死,一松就乱”的调控怪圈,中国房地产市场才有健康发展的基石,管理部门不得不祭起的行政干预的法宝方有淡出的可能。因为,行政也永远只能是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
再者,即使如报告所预测的明年调控政策有松绑的可能,那么中国楼市走向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如何,管理层也应该有应对的预判和预案。此外,事关民生,意在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保障房建设如何从政策、土地、资金以及分配等层面予以落实,也是各方关心的大事。
目前,房价指数出现了首跌,一线城市京沪穗深房价环比全面下降,降价城市总数也翻倍增加,开发商加快资金回笼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降价潮,地产调控的威力和功效刚刚显应,这个可喜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但是,与普通居民心中的“合理房价”相比,房价的下降空间和广度仍然不够,干预市场的行政手段还未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破解,房地产市场制度性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这都要求管理层在杂音泛起之刻,稳住阵脚,不可轻易放松。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调控政策必须遵从民意,与“民心”相比,挤“泡沫”时即使带来一些冲击,也不能动摇决心。房价,这匹已经脱缰的野马才稍剥“野性”,现在大谈特谈房控“双限”的缰绳怎么松绑,是不是太早了呢?(王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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