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层”,是游离在保障与市场之外的无能力购房群体的代名词。这群人中,有的够不着廉租房条件、又没钱买经适房,有的没资格买经适房、又买不起商品房。

　　在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广州的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置身于市场和政府保障之间的空白地带,其住房难题已日益显现。怎样让“夹心层”安居羊城,引起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广州“两会”召开前夕,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与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解目前城市“夹心层”的现状。市人大代表和专家建议,广州可以考虑扩容廉租房,将廉租房分为面向双特困户、城市“夹心层”等多个层次。

　　在越秀区杨箕村,操着各种口音的人流熙熙攘攘。穿过窄窄的小巷,沿着狭长漆黑的楼梯爬上去,记者和曾德雄敲开了老蒋的家门。

　　不到10平方米的单间显得昏暗、杂乱,搁下了一张双人床,角落里放着的单车、电脑桌让整间屋子显得拥挤不堪。这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月就掏去老蒋1/3的工资。结婚了,妻子怀孕了,房子带来的烦恼,让35岁的老蒋掉了不少头发。前段时间,听说房价在降,老蒋也跑去番禺看了房子,“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买一平方”。老蒋有些无奈。

　　解决夹心层住房最好降房价

　　老蒋的问题,也是“夹心层”生存处境的缩影———商品房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资格申购,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是他们的梦想。“我相信这种情况在广州还有很多。”曾德雄说。

　　张女士就是这样的典型住房“夹心层”:儿子读初三,丈夫失业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她每月1500元的退休金。小孩在上学,都需要照顾。一家人租住在三元里北站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过着紧张拮据的生活。“我们不符合住廉租房的条件,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

　　广州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提出:广州可出台与北京政策租赁房类似的公共租赁房,其租金高于廉租房,但又低于市场商品房租金,将其定义为租赁性保障型住房。

　　“这种办法是权宜之计。”曾德雄说,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房价降低。“现在房价虚高,根本原因是前几年的土地价格太高。高地价带来的收益既然由政府获得了,就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让房价合理回落,让大家买得起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开发商建租赁房能否推广

　　2月20日下午,记者和曾德雄一走进位于广佛高速旁的万汇楼,就看见小区管理者为租户制作的励志标语:“暂栖万汇楼,且待冲天时”。作为企业投资、面向低收入群体租赁住房的试点项目,万汇楼由万科集团出资,于去年7月19日建成。据了解,这里共有285间公寓,最多可容纳1800人居住,目前入住率已超过九成。

　　万汇楼相关负责人告诉曾德雄,目前入住的租客多是来广州或佛山工作的“南漂一族”,包括教师、工人、个体户、IT从业人员等,工作地点以天河区和越秀区等城区为主。另外,租客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下,超过六成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在东风路工作的黄亮在这里租下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单位,在此之前,他住在三元里的城中村里。他说,像他这样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面对的就是一月两三千元的收入与几十万元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确实需要一定的缓冲期,他周围很多同学甚至还住在城中村。金融海啸冲击下,广州房价有所下跌,但是减薪裁员的压力、租房等生活开销让黄亮倍感头痛。

　　曾德雄指出,在政府尚未为外来低收入群体提供廉租保障时,城中村以低廉的租价,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由此也引发了种种问题。但是,随着城中村改造,新就业人员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政府能否提供较为廉价的租赁房,值得探讨。

　　“开发商建设保障房的模式是否值得推广,需要思考。”曾德雄说,政府可以通过青年廉租公寓来解决大学毕业生、外来青年人才的住房问题,作为青年学生从老家、学校宿舍到自己独立租赁或购买住房之间的一个过渡。

　　曾德雄表示,广州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形式逐步扩大住房保障的救助面,逐步把中等收入家庭、新就业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记者 郑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