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央行政策多为两难选择(3)

　　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2010年6月，央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刚好和国内经济相契合。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周小川曾将中国汇率问题的研究比喻做有“中医”和“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周小川指出。

　　周小川将中国正进行的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表示，要丰富调控手段，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进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合理引导预期，确保货币政策及时有效传导。

　　改革先锋的成长之路

　　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接触周小川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一位中国高官。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也处于舆论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周小川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2001年在全球最大商业杂志《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对国内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仍是最急迫的问题。周小川的上任，使得央行行长一个原本远离“公众”的角色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2008年3月，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

　　不过，在最近的这几年，周小川在舆论是是非非的争议中一路走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过山车式的剧烈起伏，都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破产，第二天，中国央行降息，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紧急着陆。2010年下半年，在美国及欧洲日本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国央行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六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魄力和决心。(实习记者李唐宁 记者刘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