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中国再平衡战略(3)

　　中国经济亟待转型

　　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补贴政策启动301调查，对中国的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提出了301调查。中国和世界发生摩擦的工具，已经从前30年的反补贴、反取消、技术贸易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从这种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开始转向了国内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进口替代、环境标准和劳工权利。

　　张燕生说，虽然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仅仅是受到波及，但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着巨大问题。中国需要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到要素生产率支撑的经济增长。

　　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阶段，现在可以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5千万人，多一点的说法是8千万人。若一年从农业、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1千万人，那么这种有限剩余的劳动力，10年内就会转移完毕。从薪水方面说，最低工资标准在浙江上升了60%，在上海上升了50%，在珠三角上升了30%到50%，在江苏上升了将近30%，并且这样的涨薪潮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另外，中国的要素成本也开始持续上升，比如油费、电费、气费和土地价格等等。

　　印度15岁到34岁的绝对人数比中国多，印度的工资和成本远低于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投资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改善了，这将近4亿的印度年轻人就会参与国际分工，他们参与国际分工以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如何能够实现从过度消费劳动力的模式转变到集约化消费劳动的模式，从价格战转变到差异化战略，如何能够从模仿走向创新？张燕生认为，从技术创新方面讲中国在进行模式转变上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很弱。从研发强度来讲，国企研发强度高于民营，民营研发强度高于外企。创新有三大体系，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像两弹一星，第二个是大企业层面的，如高铁大飞机，第三个层面是小企业层面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整个的环境，对它们不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资源最多的地方，像北京、上海并没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挑大梁的自主型企业。而在市场竞争环境最好的浙江，民营企业想转型升级，突破头上的“天花板”却比登天都难。

　　第三个就是，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其技术贸易的作用是有限的，进口发挥了支配性的和主要的作用。我们前30年用市场换技术，以求得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然而直接的技术外销效果不显著。

　　中国经济转型，另一个急需做的事情是优化国际收支结构。张燕生说，当我国的经常项目在1993年以来持续顺差时，就代表了我国的实际资源长期的净流出，中国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却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别人的实际资金。

　　他认为，应将中国近4万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再配置，持续提高我们的股权投资比重；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管理，合理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六千亿到八千亿，其他部分应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剥离出来，放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长惠于民。

　　在我国招商引资的资金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制造业的比重，尤其是房地产和城市化相关的市政建设的投资大幅度的增加。在引资结构中间，外销型的外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销型的外资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过去到中国投资，产品是返销境外，现在产品主要是在中国销售。

　　在2008年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30%，民营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22%，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12%，外资产品有全球的产品价值链的分配，而且外资往往是有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国际竞争经验，因此应当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两税合一，不管资本来源和所有制结构是怎样，都执行25%的税率。

　　实施再平衡战略。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我国过去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另一个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用保护和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用本国的工业体系替代进口，那么这两个战略，从道理上讲，后者应该好于前者，从时间来讲，前者好于后者。

　　张燕生认为，我国还是应该实施再平衡的战略，首先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抑制进口，为世界的增长做出贡献。这个战略不是一个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的转变，中国要完成由前30年外向型的小经济体战略转变到扩大内需的大国战略。

　　其次是实施扩大进口的战略，应该让进口成为我国下一步转型升级的动力来源。把内需战略同国际化战略结合起来，也要避免内向型的经济取向与世界联系的疏远。扩大内需战略，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调整、扩大消费和中产阶级培育，应该与经济国际化联系起来，包括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

　　第三个战略就是走出去，尤其是股权投资，和战略型资源储备的投资，对外汇储备资产重新配置。从前30年的被工序分工转变到未来30年的主动分工，从新兴市场做起，逐步建立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主要包括：在新兴市场上加快推进境外平台建设，发展自主的国际营销渠道和全球营销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比较优势的水果、蔬菜加工分销基地和网络；逐步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资料和零配件供应的全球配送和物流体系；在新兴市场，鼓励发展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贸易相匹配的银行、人民币出口信贷、贸易融资及结算体系。

　　全球的经济失衡，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就当前的国际环境而言，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现场问答

　　问：世界货币体系怎样演变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

　　答：现在的货币体系主要是用美元结算的。这种体系当年是通过前苏联的帮助确立的。原来美元只是美国本国的支付货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苏联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就把一部分美元放在伦敦用于国际结算，于是出现了在欧洲的美元。后来在日本又形成了亚洲的美元，最后的格局就是使美元形成了全世界的货币结算体系。

　　那么，现在这个体系一定有那里不是那么好。要不然欧洲人不会在用了60年后，最终努力创建了欧元。如果未来欧元还能够再存在60年，那么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将从25%上升到35%。如果人民币能够再使用60年，人民币在国际的储备货币中会占到15%的比重。那么欧元和人民币加起来，占的比重就可能达到50%，再加上占总比重10%的黄金和瑞士法郎，那就是60%。到那个时候，美元也就只占40%。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投资者、每一个贸易者、每一个生产者和每一个老百姓在选择资产的时候就可以在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其他的货币中间有一个对冲风险的选择。

　　但是如果欧元在未来几年便消失了，不存在了，那全世界还有选择吗？在全球治理结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大家要想不遭受系统性的风险，就必须要让世界货币体系一步一步地朝稳定的均衡的货币格局演变。所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使我们知道了全球化的风险究竟是什么和如何化解全球化的风险。(记者　方烨　实习生　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