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政治的复杂语境
根据现行美国宪法，当联邦债务接近上限时，政府就必须与国会达成提高上限协议。因此，每次提高债务上限也通常伴随着与当时经济政治相关的附加条件，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党派便可以向政府施压，以贯彻自身的政治意图。而本次谈判的遭遇与波折多多，又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背景。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债务违约“绑架”美国及全球经济。
历史上，美国政府也曾有过小规模的违约，但一般属于技术性违约，而非政府偿还能力不足，也因此对经济金融影响甚微。但是本次有所不同，美国政府真正遇到了偿还能力的挑战。
美国政府债务是长期持续财政赤字的结果。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接近GDP的10%；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亦接近100%。2011年5月，美国债务触及上限的当月，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四项临时措施，包括：终止发行州和地方政府债券；终止发行残疾基金和行政人员退休债券；终止政府债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终止外汇平准基金的再投资等。这四项临时措施虽能够在“大限”到来之前对稳定形势稍有效果，但也意味着政府再无退路，唯有再次开动印钞机。但如果真如此，会对美国政府形象、全球经济金融造成重大冲击。美国及全球的代价将包括：美国政府信用大降、美联储声誉受损、美元贬值并削弱地位、美国债务评级被下调、国债吸引力下降、再融资成本上升、全球甚至美国国内均将出现通货膨胀、投资者抛售美国债，全球金融机构再遭损失，引发流动性危机，证券与存款挤兑再现。美国及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将会遭遇困境，并重新陷入衰退。
其次，两党均以债务违约为赌注，利用总统大选，要挟美国及全球经济。
2012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两党均以债务违约为赌注，并将美国及全球经济挟为“人质”，展开了政治利益的“大博弈”。
传统上讲，美国民主党重视平民阶层的利益，寻求通过建立“大政府”，以保障平民阶层的利益。从财政收支方面来看，他们重视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号召通过“劫富济贫”式的税收体系来为财政支出融资。相比之下，美国共和党更加信奉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应该信守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本分，过度增税与过于优厚的社会福利会挫伤美国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力，因此应该通过削减财政支出，以压缩政府部门规模。当前民主党控制着美国政府与参议院，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这就营造了两党在联邦债务问题上陷入僵局的困境。事实上，两党人士都承认，当前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未来将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努力降低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规模。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压缩财政赤字。本届政府的底线是将借债期限延长到2013年，核心利益是确保成功连任；在野党却抛出各种苛刻条件，并以退出谈判相要挟，不过是为奥巴马连任设置障碍。
具体的博弈层面有三：一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步骤。作为在野党，共和党提出的方案有一个原则，就是缓慢、分阶段地提高上限。这种策略的目的在于，民众因备受债务过限困扰而增加对民主党的怨言。同时，在总统大选前还可以有一次同民主党博弈的机会。奥巴马政府当然竭力反对这个方案。二是增收减支。要想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必须承诺在未来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比例。因此，需要大力“开源”、“节流”。开源的渠道之一包括增税。奥巴马政府与民主党支持向富人增税，而富人则是共和党的主要利益阵营，此方案遭到大力反对便在情理之中。共和党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和国防开支，而这却又是奥巴马政府获得民众支持的主要来源。三是增收减支的数额。共和党支持大幅压缩赤字与债务，民主党则认为过度削减将危及经济复苏与社会就业。
债务危机影响：中国需要谨慎应对
从长远和宏观上看，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坍塌，全球正迎来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将得到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美国仍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本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美国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则是用国家的信用支撑其金融体系的信用，而美国的国家信用已经被过度透支，在一个以信用为本的现实世界中，美国金融危机的必然走向是：金融危机———美元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人民币国际化———世界经济和货币格局的重塑。
同时，世界还存在着三个持续发生的重大因素：一是美国经济的长期疲弱和不断地相对衰落，因此不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单独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单一美元本位制度的经济支柱正在被瓦解。二是欧洲经济的整合，这个逐渐整合起来的经济力量将经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重新支撑起另一个本位货币———欧元，它撕裂了美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体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腾挪出空间。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已经打响，其排头兵即是中国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中国资本走出去，已势不可当，将像当年中国产品走出去一样，全球会在一夜之间发现：中国的资本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因此不再局限于中国自己的资源，它将由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