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誉唱衰中国屡次成空 预测与妄言仅一步之遥(2)

　　2010年以来，惠誉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不过，与其预测相反的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伊始，中国便迅速采取行动，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并出台了相关刺激计划，以保持增长、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并改善民生，使中国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困难，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2008年至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了9.6%、9.2%和10.3%，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幅则分别为5.9%、-0.7%和3.3%，全国城镇地区新增3380万个就业岗位。2011年上半年，中国仍保持了稳健的增长， GDP增长9.6%，贸易顺差减少17.6%，内需的作用增大；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从银行业来看，随着农行于2009年完成股改，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股改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及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银行家》杂志以一级资本和业绩表现为基础的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2003年的只有15家上榜增加至2010年的84家。中国成为上榜银行数目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到2010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比2003年仅增加了3倍，但资产利润率增加了10倍，达到国际良好银行水平。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从2002年末的2.28万亿元和23.61%(四级分类口径)下降到2010年末的3646亿元和1.15%(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口径)。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的-2.98%上升至2010年末的12.2%，所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的监管要求。所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末的6.7%提高到2010年末的218.25%，总贷款拨备率达到2.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甚至破产倒闭的倒是那些被所谓的国际大型评级机构评级远高于中资银行的西方金融机构。在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4月，惠誉给美国主要银行机构的个体评级基本上为最高级别的A 或B，展望基本上是稳定或积极。比如，后来破产的华盛顿互惠银行，2007年4月的惠誉评级是B, 评级展望为稳定。当时，惠誉认为尽管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不良资产率略有上升，但美国大型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仍保持稳健。不过，惠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次贷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却交给了它一份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答卷。而且时至今日，受房市低迷以及消费者和企业贷款意愿下降的影响，不少美国银行都面临着放贷与交易减缓的现实，很多银行的利润和收入持续下滑。在欧洲，惠誉在2008年4月给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个体评级均在A/B 或B之间，展望均为稳定。惠誉笃信尽管经济环境不好，但法国三大银行零售业务仍保持增长，资产质量仍保持稳健。但是，进入今年9月以来，法国银行业却坏消息不断：到9月13日，法国巴黎银行股价在一年内的跌幅超过49%，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股价跌幅均超过60%；9月14日，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则被穆迪下调了信用评级，法国巴黎银行也被穆迪置于评级复评名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欧洲，法国银行业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敞口最大。法国各大银行公布的年中财报也显示，法国巴黎银行对希腊主权债务风险敞口约为50亿欧元(约合71亿美元)，是对希腊已知风险敞口最大的法国金融机构。而且，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均在希腊开办零售业务，如果市场恐慌情绪继续蔓延，这些银行将陷入股价不断下跌但债券利差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同样，惠誉在2007年10月给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基本上都在A或B之间，展望均为稳定或积极。惠誉那时认为西班牙行业盈利能力强、成本收入比低、资产质量较好、贷款拨备水平高、抗风险能力较强。但事隔不久西班牙房地产市场崩盘，该国银行的坏账敞口骤增。今年7月份西班牙银行业坏账率创下16年来新高，坏账总额增至1247亿欧元，相当于银行业总资产的6.94%。更加麻烦的是，西班牙央行9月20日称，该国房地产价格在今明两年还将继续下滑，由此，该国银行业将面临进一步的问题。面对这些事实，惠誉始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继而眼见情况不妙，马上开始考虑如何塑造和维护自身的形象了，它忙不迭地着手调降美国、法国、西班牙三国银行业的评级。2011年3月，对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只有桑坦德银行的个体评级还维持在A/B)，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甚至降到D；4月，对法国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或C；8月，对美国一些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还降到D。这种行为加剧了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市场投机，给上述三国的经济、金融复苏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同期，屡次被唱空的中国商业银行却依旧保持了良好的经营势头，经营绩效已全面超越西方大型商业银行。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惠誉作为全球著名评级机构，其职业水准何在，抑或其诚信、道德何在，因为其每次所谓的预测都落空了！

　　二、惠誉屡次走眼为哪般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作为资本的一般形态，对全球经济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日益重要。信用评级是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其应该在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运行中起着风险揭示、市场定价、防范风险等作用。对一个国家评级的可靠性不仅事关该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有关状况还会传导至国际金融体系。信用评级机构理应本着严肃、诚信、公正的态度，负责任地向公众提供符合实际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不是像女巫或者算命先生一样，用几近占卜的方式决定评级结果。作为一家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唱衰中国经济和银行业屡次成空，但却乐此不疲，主要是它在治理机制、商业模式、评级标准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一)由西方少数资本控制必然反映特定集团的诉求。惠誉是由西方少数资本所控制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其必然要照顾特定集团的诉求，体现在评级结果上就是会有利于这些集团，而不利于广大新兴经济体。比如，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长期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级别，掩盖了其真实偿债风险(尽管今年以来不得不有了一些变化)。这一方面使发达国家可以凭借高信用等级超过自身偿债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把繁荣建立在巨大的债务风险上。例如，2009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超过其当年GDP的100%，当年财政收入的300%，坐拥了世界90%以上的信用资源。另一方面还使发达债务经济体得以利用高信用等级获取利益。按照10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3季度发达国家外债总额匡算，因AAA信用级别，其借贷成本相对于BBB信用级别每年节约了大概2.5万亿美元，10年总共节约了25万亿美元，而这也许是他们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融资收益。另外，高信用等级也掩盖了最大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的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亚洲国家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也似乎是“特别关注”。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良好预期为世界所公认。但是2005年前，惠誉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多年不变的A-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之一)。由于一国机构、企业的评级通常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这就相当于间接限制了中国企业的评级。而惠誉对中国银行业机构的评级则更是普遍在最低的D或E之间(“存在问题或需要外部支持”)。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时期，被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降级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而作为金融危机源头及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打击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稳居AA以上级别。这种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的“倒挂”，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融资成本高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欧债危机随之出现，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又予以了呼应，对欧洲一些国家及银行的评级作了调降，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实际结果至少使流出美国转而流向欧洲的资金又再次回到了美国。如今，惠誉再次警告要调降中国评级，看来是想让投资者离开经济增长势头不错的新兴市场，而告诉世界美国仍是全球投资者的首选投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