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来，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开上了不同的车子，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但有一件事，却从没变过。
每个月，这个杭州滨江区的45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出去。这些钱，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垫上的。然后，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小梅会取出这笔钱，再将它分配成自己三姐妹的学费和生活费，分别寄出。
自从5年前母亲被杀以后，这笔钱是孤儿小梅和两个妹妹必需开支的来源。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有时一个月才一次，通常都是简单交代完就挂掉。在电话里，小梅称吴仁贤“吴叔叔”。发短信时，她会用“您”这样的尊称。
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交流也不算多。旁人要是问起来，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太多特点。但有一次，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
母 亲
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走进小梅的生活。
2006年3月25日凌晨，小梅的母亲被杀死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案情很简单，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
但被害人的故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年前，她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她的职业。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称她做的是一份“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他坦诚地说，一开始，自己对这个女人心里有过轻视，但随着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他逐渐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
她的丈夫、小梅的父亲，1994年在广州打工时遇上车祸身亡。他本来是想出去替孩子挣点学费的，但因为肇事者逃逸，他死后连一点赔偿都没有换回来。从此，年轻的母亲就带着3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务农为生。起初，学费还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但到2005年的时候，这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家里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拿不出，她只好出来想办法。她的亲戚回忆称，当时因为年纪太大，文化程度不高，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于是，她跟着一个同乡，来到杭州“打工”。
“她一个女人，一无所有，靠什么养活3个孩子？”说起这件事，当年的警察们如今还是在私底下承认，“凭良心说，她当时的确没有别的办法。”
案发之前，这个41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回给湖北农村老家的孩子，因此，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130元钱。但据他们事后供述，为了保住这不多的一点财产，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结果被杀。
熟悉她的人勾勒她生前的景象：节约得很，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别人的话说，“恨不得连房租都不想交”。一名当时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说，对一个赚钱很不容易的人来说，“抢她这些钱就跟要她命似的”。另一名警察则对案发的那间出租屋印象深刻，因为里面实在太简陋。它位于一片流动人口聚居的棚屋区内，除了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做饭用的煤气灶，什么都没有。
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而她则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时才能和孩子们见面。小梅回忆，妈妈打工回家时，会给她们买各种礼物。她扯来花布给女儿做成睡衣，还给她们买过漫画书《聪明的一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女人反复叮嘱自己的女儿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那年春节过完后，她把大女儿小梅送上了开往学校的车，然后再一次来到杭州，赚取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原计划,她们会在暑假时再见面。但那却是最后一面，不久后，这个被生活折磨已久的母亲被连捅几刀，死在那间低矮狭窄的出租屋里。
陌生人
对吴仁贤来说，小梅本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但当他知道她的存在后，却没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
起初，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母亲遇害后，小梅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吴仁贤因为在外面侦破，没有见到她，只是从同事们嘴里听说，她长得又瘦又小，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 低着头，大眼睛里充满惊恐。
与往常一样，办案的警察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又给她凑了几千元钱，送她回家。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每次遇到可怜的当事人家属，他们都会忍不住捐些钱。“一般只能尽力帮点儿。”一个当地警察说，“这种情况太多了，谁也帮不过来。”
然而5年前，小梅母亲被杀一案结案后，这群警察在专案组办公室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却觉得不是滋味。即使见惯了苦难的他们也觉得，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
由于侦破需要，吴仁贤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大致故事。他现在已经说不清，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3个素未谋面的孩子。他有一个跟其中的老二同岁的女儿，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人们都觉得，他算是家庭压力相对较大的。
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同事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吴是个铁公鸡”。
这个中等个头、喜欢讲笑话的杭州本地男人，“不该花的钱从来不花”。他最大的爱好是登山，因为这“相对比较省钱”。他的手机用了几年都没换，表面磨得太厉害，拿在手里扎得人生疼，他却觉得用着很好。当别人当面调侃他的节约时，他也嘿嘿一笑，表示默认。
但5年前，这个“铁公鸡”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小的钱给3个陌生的女孩。他还开始四处张罗，替她们募捐。
“孩子还是要读书。”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因此，他主张大家一起将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
那段时间，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他嘴里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当着邻居说，当着朋友也说。他很讲策略，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结果，到最后，不少人都被他嘴里的故事打动了，有的主动就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
为了不伤害女孩们的自尊，吴仁贤特地打电话给她们的一个亲戚，请她向小梅转达了自己想替她们募捐的打算，并征求她的意见。得到允许后，捐助就像模像样地开始了。
这5年来发生的每一次捐助，都是不声不响进行的。吴仁贤和他的警察同事们，首先捐了钱。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负责人在园区里发动了一次募捐。这些来自陌生人的钱凑成了两万多元。后来，类似的捐助越来越多，一家银行的员工们听说后，也悄悄进行了一次捐款，把钱打到了吴仁贤开办的银行户头上，事先连吴仁贤本人都不知道。
这些捐款者，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者。其中有一个很积极地参与捐助的官员，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刑。这让吴仁贤感叹，有时候，好人和坏人很难完全分清黑白，“有污点的人身上也有闪光之处”。
第一次捐助完成后，小梅已经考上了大学。吴仁贤将这笔钱一古脑寄给了她。但他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妥当，因为他怕孩子们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不利于她们成长。于是，他计算了姐妹3人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按次把这些钱打到小梅的银行卡里。
从此，这些从陌生人手里一点点汇集的钱，不断被寄给小梅和她的两个妹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了与小梅沟通，吴仁贤特意拜托几位女同事与她联系。几年前，吴仁贤调任滨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捐赠的风气也跟到那里。2009年，分局的领导听说了这件事，干脆把它变成了分局的一个行动。每当账目上的钱不够时，民警们就开始每人几百，将钱凑够。有时候来不及募捐，吴仁贤就先拿自己的钱垫上。
他替这3个面都没怎么见过的女孩操了5年心。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小梅第一次通了电话，也不记得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从小梅嘴里，他听到三姐妹一年年的成长。小梅毕业了，妹妹们也都慢慢长大。除此之外，他对她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