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纷争却被控聚众斗殴 父亲是为儿打架还是劝架？
本案被告王义海是河南省某县城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子王小洋于2009年8月参与了一起街头斗殴。事发后，打斗双方在警官的主持下完成了调解，双方均同意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
然而，2010年10月26日，王义海却突然意外地收到了河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控告其参与2009年8月的打斗事件！面对检察院聚众斗殴罪的指控，王义海感觉既疑惑又气愤。
事发经过 吃饭时忽闻儿子被打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2009年8月的一天，王义海正在和朋友杨辉吃饭，儿子王小洋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在南广场被打了！”作为父亲的王义海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去现场了解具体情况，于是和一起吃饭的杨辉共同前往。两人各自开着自己的车前往南广场，杨辉在前，王义海在后。当王义海到达南广场的时候，王小洋和谢某等人的打斗已经基本结束，双方都有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在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副所长陈警官以及教导员廖某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并撤销了案件。在调解中，王义海一方赔偿对方人民币3万元，双方同意不做伤情鉴定，对方亦不再追究王小洋等人的刑事责任。然而，在八个月之后，是杨辉举报了王义海，声称王义海参与了王小洋的打斗。随后，王义海被检察院告上了法庭。
调查取证 指控证词矛盾失实
在接受王义海家属委托后，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资深刑辩律师郭斌首先思考的问题是：王义海到底有没有动手打人？通过细致地阅卷、现场调查、模拟还原现场情况，再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分析，郭律师相信，自己的委托人是清白的。
郭律师通过查阅证据，发现指控王义海有动手行为的都是对方证人，且这些证人证言中有很多矛盾和失实之处。比如一
位证人描述：“……我们将他们打哭了，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吸烟。我们吸烟的时候，谢某在那儿活动手，我就问咋搞的，谢某就说他的手疼。过了一小会儿，来了几个大人……”从这段供词中可以推断出：谢某右掌骨骨折的时候，王义海还没有赶到现场，造成谢某轻伤的肯定不是后来的几个大人。
另外一份证词内两次提到王义海动手打人，但同一份证词内又有王义海没有动手的内容。如此逻辑不清、前后矛盾的证言还有很多。仅凭这些证言，就能认定王义海有罪吗？郭律师不禁怀疑检察院所指控事实的真实性。
还有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王义海在前去现场了解情况时只叫了和其一起吃饭的杨辉；在这些参与打斗的人中，王义海只认识王小洋以及詹某，至于其他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陌生人是不具有组织斗殴的号召力的，这足以说明王义海没有打斗意图和号召能力。谢某等人一见王小洋这边有大人来，就马上向相反的方向跑，王小洋立即追赶，而此时，王义海距离事发现场还有很远，当他到达时，打斗已经结束。这说明王义海始终没有参与到打斗中去，甚至可以说正是王义海的赶到及时制止了打斗的继续。
“从证据规则出发，前后不一的证词不能作为指控定罪的依据、孤证也不应被采信；在证明力上，重大利益冲突的对立方所作的不利指控证明效力是很牵强的。加上对人的行为的一些常识性判断，可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本案的证据不足以指控被告人犯有聚众斗殴罪。”郭斌律师说。
抗议追诉 给民警做了次笔录
通过调查取证，郭律师还发现本案在程序上的严重瑕疵。王义海称，此事已在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陈警官及教导员廖某的主持下，完成调解并撤消了案件，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书，王义海已代儿子切实履行了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切实履行，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双方达成和解，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不予逮捕或不起诉。
“如果王义海所说属实，那么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已经调解结案的行为不应再受到刑法的追诉，公诉机关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已经逮捕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考虑到这点，郭律师认为向当时主持调解的陈警官调查取证十分关键。
为此，郭律师从北京赶赴案发地，希望派出所的陈警官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证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能否良好实现，往往跟律师的个人能力关系极大，尤其在向公权力机关调查取证时，对方没有义务也往往不愿意予以配合，律师吃闭门羹的时候很多。
经过郭律师的诚恳沟通，这次调查取证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最终陈警官果真把当时调解的情况详细地说了出来，郭律师拿到了关于这次调解的实质证据。陈警官的证言能够证明：这起争斗在当时确实经过了公安机关的调解，而且赔偿责任已经履行完毕。据此，检察院的此次立案就属于重复追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