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3
监护人的权限有多大？
《草案》第二十四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八条：诊断结论表明需要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
北大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这些是容易引起“被精神病”的条款之一，有必要立法或在实施细则中明确监护人的定义和顺序。
公益律师黄雪涛：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利过大。
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构成对法理上的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
如“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强制送诊，此类案件中，邹宜均、何锦荣、朱金红等非自愿住院“患者”均有能力自主委托代理人，却因“监护人”阻拦，代理权被粗暴否定，使其自救措施不断激化成为公共关注事件。
因此，建议《草案》进行如下修改：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本人，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包括代表其聘请医生、或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或就非自愿诊断、非自愿住院治疗、行为能力认定及变更，监护人的设定和变更，进行投诉和申请司法保护。
■ 案例
●在中国，有大量精神病患者缺乏有效监管，伤人事件屡发。2010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余丁乡余丁村村民蒋某因间歇性精神病复发，出现狂乱状态，手持剪刀和铁铲冲出家门，两名村民被打成重伤，另有多名村民受轻伤，最后由武警出警制服。
●“被精神病”案件同样时有发生，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河南省漯河市东王村农民徐林东，因不断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被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党委、政府有关工作人员送进精神病医院。直至2010年4月，被亲戚从精神病医院接回家，4名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争议4
非自愿住院治疗，使用医学标准还是法律标准？
《草案》第二十七条：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
北大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这一条是防止被精神病的一个关键条款，但来自各方的意见都认为它不够详细，可操作性不强。
非自愿住院治疗的两个标准，对医院和医生来讲，没有办法执行。
第一，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是法官的事情；第二，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这是公安部门来判断的。但在之前的法条中，又把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治疗归于医学范畴，这中间是矛盾的，必须解决，要么把前面推翻，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诊断，是法庭的事，要么把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现有两条标准推翻，以医学可以做到的判断标准去做一个限定。
精神医学界认为，是否住院治疗还是由患者自愿决定；只有当精神障碍患者自己拒绝住院，但同时存在伤害自身行为或者倾向，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安全的行为或者倾向，或者精神症状明显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功能时，才可以由主治医师判断，是否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
公益律师黄雪涛：既然《草案》目前规定非自愿住院的标准，是法律标准，那么由医生掌握并判断这个法律标准等于让医生肩负法律判断，这显然不合理。不应在制度上让医学堵塞了司法救济途径，非自愿住院决定权的司法化应在草案中得到体现。
争议5
“扰乱公共秩序”能否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标准？
《草案》第二十七条：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公益律师黄雪涛：“扰乱公共秩序”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也不是一个确定的罪行，而仅仅是法理和学术上的归纳，内容相当宽泛。
《刑法》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个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无疑会大大增加滥用的可能。
过去的几年中，轰动全国的“徐林东被精神病案”、“徐武被精神病案”都是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强制收治的典型。如此，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等一般性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扰乱公共秩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卉：要留意现有草案中将“将要发生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作强制精神障碍诊断的一个原因，收治程序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委员会，由精神科医生、法律顾问及精神病家属组成，对非自愿收治进行审议。
争议6
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最后判定，能否由司法鉴定机构作出？
《草案》第二十九条：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对非自愿住院的治疗结论有异议的，可以选择做司法复诊，如果复诊有异议的，当事人应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北大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这是防止被精神病的关键条款，非常关键的条款。
对于非自愿住院的判断由医疗结论来认定有异议的，国际惯例是由独立审核委员会来审核，当初立法的时候，我们医学界比较反对，法学界一致认为要做，最后争来争去，我们逐步让步。但独立的审核委员会，在中国的国情上，1600万精神病患者，怎么去操作？法院的人说我们接不了这个事，最后法律定下来，没法执行怎么办？
现在公布的《草案》，是一个双方权衡的结果。作为一个变通的方法，精神障碍患者是否要“非自愿住院”最后由司法鉴定机构来鉴定，确实是值得争议，但这是一个国情的现实选择。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刘瑞爽：如果把最终的你是不是精神病的裁决，给了司法鉴定机构，可能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司法鉴定机构不是一个司法机关，司法鉴定人只是专业问题的判断者，可能他就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也可能他连精神病医生都不是。
我认为，我们应当建立医疗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的案件处理体制。比如，医院诊断我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我不服，这就是一个医疗争议，应该诉诸于法院。由法院委托，或医患双方抽取、协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得出一个司法结论后，再回到法庭上，经过双方的质证、辩论，来看司法鉴定机构做出的司法结论，可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现在的《草案》，实际上还是通过一家医疗机构，来最终决定患者是不是精神病。我认为在精神障碍诊断这个环节，司法救济途径是缺失的。
北京市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志华：实际上，精神病学的鉴定，不像是拿一个尺子去量这个桌子的长、宽、高，它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
这为今后埋下了另一个问题，司法鉴定不想惹事，你不说有精神病，好，我就鉴定你没有精神病。但反过来，医院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很可能让其变成被告。记者 魏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