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东本是辽宁一小学教师，多年前因地方政府强征“公粮”时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在网上发帖，不久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拘留，并被所在学校调离。李不服，不断申诉，后被鉴定为“偏执型人格障碍，躁狂发作”，并被强制送往安康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协议上签字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教育局局长。
如今，李启东已入院半年多，期间院方多次上报表示他病情好转，可以出院，但一直没获得办案单位的批准。6月20日，李启东乘家属来探视的机会，用家人手机给律师打通电话，希望能想办法把他从医院救出来。
10天前的6月10日，与李启东有类似经历的“飞越疯人院”主角徐武出院。就在同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外发布了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全文(以下简称《草案》)，面向社会各界征集草案修改意见。
《精神卫生法》能否改变李启东的命运？这部法律能否在保障精神病人权利和公共安全的同时，杜绝正常人“被精神病”？在《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各界人士对此讨论热烈。
精神病是否应纳入医保
面对日益庞大的患病群体及有关“被精神病”、“精神病院乱收治”等问题的报道屡见报端，国内出台《精神卫生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85年我国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至今，这部延续了26年、先后十易其稿却始终呼之不出的法律草案终于与大众见面。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说，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但精神科医师仅有两万人，精神病的病床数为20万张，近70%左右的重性疾病患者没有得到规范化治疗。“《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既是为了保障精神病患者群体利益，也是考虑社会安全。近些年，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在社会上流浪，以暴力手段伤害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目前，精神病尚未纳入医保，这是精神病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的重要原因。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主任石其昌建议，把精神病人全部纳入城市医保，由政府埋单。但目前的《草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饱受诟病的“被精神病”的问题，栗克清认为，这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法制问题、社会问题。他建议政府加大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加强监管，这样才能确保精神障碍患者得到适宜和必要的治疗，并通过监管来排除乱收治的行为。“精神卫生机构只有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让公众满意和放心。”
栗克清非常赞成《草案》规定的“各级政府把精神卫生工作的经费列入到本级财政预算”，他说，目前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精神病院在为生计挣扎，“在这种状态下，为了生存，就得想办法赚钱，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过度医疗的问题，‘被精神病’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谁来诊断精神病
在过去的10多年间，社会上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让这一群体的法律权利逐渐失去保障，更让一些原本就没有精神病的公民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精神病成了打击报复的工具。
徐武案的代理律师、著名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草案》较以往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它突破了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局限，尤其是在结构上的转变非常明显，“《草案》确定了精神病人有拒绝住院的权利，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非法限制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等。”黄雪涛说，“虽然目前一些地方还有些争议和漏洞，但《草案》的出台，确实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黄雪涛同时也表示，“《草案》的最严重不足，是我们将继续接受精神科医生的统治，而不是法治。虽然这份《草案》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存在三大制度漏洞，即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实体标准问题；滥用监护权、近亲属之间侵权问题；患者住院期间的司法救济机会。”
东南大学法学院戴庆康教授也认为，医学上的专业问题当然应由医学专家来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否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医生在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中会不会掺杂主观因素，这些都需要建立司法复核机制予以监督和完善。复核疑似患者是否真的有精神障碍疾病，并且是否真的病到需要被强制住院治疗，这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