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送治和接出精神病患者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科主治医师杨磊称，临床实践中，一些非自愿住院的患者经过诊断或治疗，发现其根本没有精神病或者不需要入院治疗，这时医生为了患者考虑，会通知其近亲属或监护人接其出院。“但目前约定俗成的一点是，没有近亲属或监护人接，患者就不能离开医院。”杨磊说。
现在《草案》作出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的诊断，医疗机构要在72个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够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机构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
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持续参与《精神卫生法》起草和专家论证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既不耽误治疗和诊断判断，也避免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威胁公共安全。
但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睢素利、黄雪涛律师等人仍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构成法理上的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如“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强制送诊。
黄雪涛等人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本人，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
“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仍是“被精神病”潜在因素
现在，人们对于《草案》中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作为精神病患者强制送治条件，争议颇多。
黄雪涛认为，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收治的实体条件，这个标准太模糊，可能会出现被滥用的情况。过去几年中，轰动全国的“徐林东被精神病案”、“徐武被精神病案”都是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强制收治的典型。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刘瑞爽副教授也认为，“什么叫‘扰乱公共秩序’”，无法经过医学或司法鉴定来判定，很可能在现实操作中，演变成“上访”或在公共场所“拉条幅”这样的主观认定。
唐宏宇教授也表示，这一条款是防止“被精神病”的关键条款，但是目前由司法机关认定“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很难操作，应该将“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概念细化。
但唐宏宇认为，“在防止‘被精神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由于患者没有得到充分治疗而导致的公共危害”。唐宏宇提醒说，我国有1600万“真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其中有明确肇事肇祸等“危险行为”的患者约占10%。多数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是不愿接受治疗的，如果非自愿住院的标准仅限定在“已经或将要发生危险”的少数患者，并同时要由法院判断其“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则多数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进而导致病情恶化和精神残疾，以及许多本可避免的危害发生。“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时伤害无辜百姓的事件，比‘被精神病’事件要多得多。”唐宏宇说。
据了解，有民间机构日前向国务院法制办寄出建议，认为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会大大增加滥用的可能，如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等一般性的社会活动，都可能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后果堪忧。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梅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