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项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立，因其孩子座位问题，醉酒驾车闯入项城二中校园，咆哮叫骂约1个小时。此事遭网友曝光后，刘建立被免去行政职务，并被调离人大机关。(《钱江晚报》)
刘建立驱车闯入校园，叫骂不止，扰乱了井然的教学秩序。若沿着“卸责先于反思”的路径分析，这自然可归为“酒后犯傻”。可追溯起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其咆哮不是“临时发作”，而是情绪迸发——他的闹事，是因孩子座位不尽如人意，故而愤懑不平。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刘建立能够如此骄狂地醉酒驾车大闹校园？是不是该追究其刑责？该不该免除其行政职务？一连串的问号，我们尝试去探究……
析因
并非偶然爆发
实为骄狂已久
在常人看来，“咆哮哥”的病态性做法，太过“小题大做”。不就是孩子座位欠佳吗，何至于七窍生烟，大闹不休？“宰相肚里能撑船”，固然是对个体道德的奢望，可起码的宽容情怀，是官员必备的社会素养。为了芝麻琐事歇斯底里，极品做派委实令人错愕。
上班时饮酒、醉驾并“骂街”这三宗罪，点染出“咆哮哥”的道德污垢。将他的蔑视法规、罔顾公序，简单化约为“个人素养欠缺”，无疑太天真。醉驾、咆哮，远非“官员雷行”清单上的全部，动辄打人、大呼“我是××”等丑闻，早已映衬出个别官员的道德贫瘠与权力傲慢。“咆哮哥”因孩子座位问题，醉酒闹事，最终颜面尽失，还搭上了“职务被撤”。倘若抽离出梗概，这不过是因细节不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现实演绎。问题是，他的一时失态，并非偶然性的爆发，实为骄狂生成已久，在权力运作中根深蒂固，并衍生到个体作为中。当官员角色切换到“普通公民”时，他们也难以收敛，尽显骄纵的气息。
按理说，之于学校，刘建立的角色当是学生家长；之于百姓，他是公仆……在孩子座位问题上，他本可以“家长”身份跟校方协商。遗憾的是，他将权力余威带到了职责范畴以外，于是，权力伦理也在越俎代庖中被践踏。
一旦权力染指私域得失，个人尊严难免成了祭品。在“咆哮哥”的叫骂声中，学校秩序被毁损。细究起来，权力自利的“发生原理”其实如出一辙，若非权力的威慑力浸化为私人的狂傲品性，傲慢何以成为驭权者的一种身份标签？(佘宗明)
质疑
理应受到谴责
不致被免职务
这本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但还是发生了，而且闹得学生无法上课，教师无法办公，“咆哮哥”理应受到谴责，但不至于被免去行政职务。
“咆哮哥”为何“咆哮”，当然事出有因，孩子高度近视，作为家长向老师提出给孩子调位的要求并不过分。其实，无需家长诉求，老师在调位时也应考虑学生的视力因素。遗憾的是，家长的调位诉求“学校一直没有解决”，这显然是学校和老师工作失误。
报道显示，教室的位置共八排，可见该校并没实行“小班化”教学，而是“大班额”授课。既然是“大班额”授课，合理排位则显得尤为重要，既要考虑身高因素，又要考虑视力因素；既要关注学习基础，又要关注性格特点；既要相对稳定，又要定期轮换。但是，由于受应试教育和不良风气的影响，不少老师在排位时往往只把较好的位置留给少数“优生”，而“差生”则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有些老师还在班里设“人情座”。这些现象，不仅有损教育公平，更有损学生身心健康。
一个高度近视的学生需要调位，而“学校一直没有解决”，“没解决”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假如“咆哮哥”不是采取“大闹学校”的方式，而是换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说不定早就给孩子讨得一个“人情座”，也不至于落得个“免去行政职务”的下场。当然，这种相对“委婉”的方式还是不可取的。而学校和老师，也应该在“调位风波”中对自身工作进行认真反思。(李继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