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家暴案件逐年上升 反家暴遭遇多重难题(2)

　　困境▶▶反家暴遭遇多重难题

　　一方面家暴案件逐年上升，而一方面，反家暴又遭遇一系列的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反家暴首先面临的是无可操性强的法律可依照的难题。据介绍，中国法律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在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中首次出现，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提出多部门合作解决家暴问题。2008年《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出台。

　　“这些法规原则性都很强，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徐琳认为，反家暴涉及的法律，是事后惩罚，基本是不告不理，受害人不提出来，国家公权力就不会有效进行处罚。

　　据介绍，在民事关系方面，家暴是离婚及离婚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定条件，这涉及到夫妻共有财产，而夫妻之间如何赔偿方面，法律没有明确。行政处罚方面，殴打他人会有拘留或者罚款，夫妻之间会因此常常考虑放弃。而在刑事处罚方面，因为家暴的突发性和私密性，现场取证难，导致相应处罚难以落实。

　　这样的情况也导致黄俏等社工只能为受家暴者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停留在辅导、咨询层面。

　　反家暴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个体孤立。专家分析，深圳是一个带有“陌生人社会”性质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多，个人受支持的社会资源系统比较欠缺。一人在外，身边仅有几个亲友。加之生活节奏很快，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导致个人与周边群体的疏离和孤立，在家暴发生时，受害者时常陷入无人可依的境地。

　　“一些受家暴的女性只能去找派出所或者妇联”，在深圳工作的律师韦四强说，但通常只有受家暴者受到显而易见的伤害时，才会获得救助者的注意。普通家暴充其量是一个警告，依法拘留、罚款、刑事拘留的更少，“因为这涉及家庭内部关系”。

　　在鹏星社工黄俏看来，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也是反家暴遭遇的一个难题。

　　据其介绍，深圳家暴防护机构远远不够。目前，深圳市妇联主管的鹏星家暴防护中心才四个社工，而其项目也多是零散的、自发的，项目设置比较滞后，多是问题出现之后才做，没有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制止、事后救济等全过程的有序的预防系统。

　　她认为，以移民人口为主的深圳，政府应建立一系列家暴防御机制，政府应该重视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对于反家暴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