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问责措施
规范行政权力以保护私权利，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践起来并非易事。马怀德认为，《行政强制法》旨在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实施难度可想而知”，其实施对政府是一个考验。而要保证该法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如何有效监督和纠正”。
其中，诸如近年来日渐凸显的城管部门暴力执法问题，城市和农村出现的暴力强拆问题，都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行为均将被纳入该法规范范畴。
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湖北某高校学者叶祝颐即认为，规范行政强制关键要管好权力，因为行政强制之所以被滥用，与权力本身的滥用惯性有关。
他曾撰文指出，虽说《行政强制法》充满善意，但是行政执法工作千头万绪，更多的行政强制行为靠地方行政机关与执法部门去完成。如果他们对行政强制行为自由裁量权过大，如果有人头脑中仍有长官意志作祟，仍可能滥设行政强制。所以亟需配套的问责处罚措施跟进。
就如何通过该法实施来约束有着滥用本性的权力，马怀德认为现实中还有不少尚待推进完善的工作。首先是制度有待细化。《行政强制法》本身是一部基本法，其法条主要是做原则性规定，比较笼统，因此，要保证有效实施，必须尽快建立详细的制度，使其更具操作性。“比如拆迁，如何拆？要对行为要件予以细化”。
其次是加强监督。“包括行政系统内部、法院、人大和舆论等多层面的监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和舆论这两种形式亟待强化，因为前者是保证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最重要途径，后者则是代表民意监督的重要渠道，加之由于网络的日益发达，目前舆论监督的实现便捷程度空前，因此尤其有必要加大这方面的监督力度。
另外，就是要增强执法人员依法执行的意识。马怀德认为，以前的行政强制滥用行为，有些是恶意，但也有因法律缺失而非故意的行为，不管怎样，该法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纠正以往的滥用惯性。
培育法治文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无奈：一部法律无论措辞多么完美，规定多么缜密，如果不予实施或者实施过程中执行不力，都形同虚设。
该学者认为，即便这部法律从程序上规范了行政强制行为，但是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大于法，保证行政强制实体正义的问题。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除了给行政强制立规矩以外，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应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中国和法治社会的目标尚有距离，基本的法治基础尚需打造。10月末，马怀德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法治文化培育与文化强国战略”为主题的研讨会，该校校长黄进在会上提出，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法治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经济进步、政治进步等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法治文化就是强调法的权威，就是强调规则的统一适用，强调平等适用，强调程序，强调民主，强调理性，强调尊严。”这是马怀德所定义的法治文化，他指出今天中国在打造这一法治之基的障碍在于法治的对立面——人治及其中的封建色彩的东西。而中国要推进法治建设，就要改造和清除封建的人治文化。
“如果这个文化不改良、不改进，我觉得就像是沙漠上永远建立不起法律大厦。”马怀德说，根除这一障碍也保障了《行政强制法》得以顺畅从文本走向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