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失衡诱发不法行为
“80后”公职人员参加工作不久,为何会出现职务犯罪上升的趋势?
深圳市检察院检察官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80后”公职人员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缺陷导致法治意识偏差。
据介绍,涉案的“80后”公职人员多数都受过正规专科或者本科教育,很多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生,但与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明显不成正比,尤其是对于刑事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对于职务犯罪的构成、表现形式、处罚后果等认识不清。
“自律意识欠缺,经不起物质诱惑,也是一大原因。”办案检察官说。
此外,“80后”公职人员在情感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偏离。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在一些涉案“80后”公职人员身上,出现了扭曲的道德负重。如深圳市某检验局的黄某,他有两个姐姐,一个胞弟。2004年,黄某的父亲突发脑血栓病逝,当时黄某正在深圳备考公务员,他的家人为了不影响其备考,对他隐瞒了父亲病逝的消息,黄某对此一直很愧疚。这种愧疚成为黄某对家庭进行补偿的巨大道德包袱。工作之后,黄某贪污的钱财也主要用于家庭开支。
“当道德负重感过重时,行为人容易铤而走险,在经济或者其他方面超越自己的能力范围做违法犯罪之事。”办案检察官说,情感上的矛盾还表现在意志的极端两重性。“80后”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对抗非法诱惑方面的意志力较差,或者逐步转变为较差,而他们在自己职务领域内通过不法行为实现自我欲望的意志力却非常顽固,甚至可以克服很大的客观障碍或抵抗强大的风险。
记者采访了解到,公职人员优越感与卑微感的融合,也是诱发“80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一大因素。2011年5月,深圳市公开招考公务员367名,报名人数29618人,平均报考比例达80比1。高福利、有保障所带来的安全感形成了“公务员报考热”,也成为公职人员优越感的重要来源。而公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大多具有重复性和机械化,一方面是创新能力的逐渐消逝,一方面是同样正在面对房价、医疗、教育等现实问题。这种混杂的优越感与卑微感同时并存。当优越感逐渐减少而卑微感逐渐增大时,极易导致“80后”公职人员以权牟私来弥补这种失衡心理。
心理疏导尤为重要
那么,如何预防“80后”公职人员犯罪?
深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检察官郭寿春和周传飞认为,职务犯罪同社会环境和主体心理因素都有关系,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共同进行预防是较为有效的。为此,他们建议,预防“80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必须从心理疏导及人文关怀开始。
检察官认为,在进行心理疏导时,要注意职务犯罪心理预测。职务犯罪心理预测的内容,也就是一个人犯罪心理形成前后和犯罪前出现的一系列征兆,如人际关系反常,这在“80后”公职人员初犯时最为突出；贪婪的物质欲望、对工作或学习产生厌恶情绪、极力伪装自己、工作假装积极等。同时,还要建设一套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科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使人才能够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努力挖掘人才的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为人才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人才心情舒畅地工作生活,更重要的是尊重人才、尊重人才的劳动,千方百计为人才成长提供方便,摒弃“嫉贤妒能”的陋习,预防升官不成,就乱用权、乱捞钱等职务犯罪畸形心态的发生。
检察官还分析说,职务犯罪的心理有很多种,包括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等,及时了解“80后”公职人员的心理状况并进行疏导,对涉及相关事项,如机构变化、职务升迁、上下级关系、权力运用等,细化人文关怀,采用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构建职业底线,筑牢心理防线,营造不想贪的廉洁工作环境。另外,对于新入职的公职人员,尤其是涉及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资金管理等环节的公职人员,在初次面对岗位责任风险、行受贿诱惑或制度漏洞时,还应及时进行疏导,辅之以各种类型的制度管控及警示,引导新入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本报记者游春亮
本报通讯员程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