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个人事项剑指新型贿赂
“本人公务用车是2008年5月购买的一台丰田皇冠,排气量为2.5升,价格24.9万元,没有使用过军牌；办公用房由办公室和小会议室合并为一间……”
今年6月21日,湖南省永州市委书记张硕辅、益阳市委书记马勇、湖南省审计厅厅长唐会忠、湖南省卫生厅党组书记肖策群等4名市州和省直厅局党政“一把手”向湖南省纪委全体委员述廉,对个人住房、收入、配偶从业、子女就业、公务车等个人有关事项作出明确说明,接受所有委员的评价投票。据悉,对厅局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开展述廉评议,在全国尚属首次。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共有178.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
林喆认为,当前各种新型贿赂层出不穷,因此,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举例来说,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是有含金量的,与金钱行贿无异。但这种行贿方式的特点是,能减轻受贿对象的负罪感。让一个领导干部接受5000元或10000元现金,他心里可能会有点儿‘发毛’,但是像一张购物卡这样的物品,多数人就会不以为然,因为感觉上就像是一件小礼品。”林喆说。
据了解,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在住房灰色消费方面的操作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翻新——内定开发商超低价拍地,建好房再以低价让官员“团购”；引入开发商进行开发,所建成的商品房却按经济适用房、集资房核定价格等。
“领导干部低价购房,或者是用‘上面’拨下来用于解决住房困难户的资金来改善其本来已经很大的住房,收取的费用又很少,这应该算是一种不正之风,但是这种情况在严重时也归于腐败的行列。”林喆说,随着近年来房价的高涨,用低价格买入一套房子再转手,即可获利数十万元。
已经公开曝光的案例显示: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利用职权低价购房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达1600余万元；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共接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并将其中28套房产出租,被称为“炒房处长”；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
对于领导干部低价购房的行为,林喆认为带有某种“掠夺”性质,“实际上是把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变相地转为了领导干部的私有财产。近年来,这一不正之风挥之不去,严重时会演变成腐败犯罪”。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已经有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落实。通过对廉政准则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推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落实,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王敬波说。
外部监督内部检查双管齐下
在这场廉政准则实施情况大检查的风暴中,一些数据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按照上交礼金的额度来看,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量还是很大的,这说明腐败金额在不断上升。通过类似的专项检查无疑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实际上按照规定,不需要检查,只要是收到礼金,首先应该拒绝而不是接受,如果当时没有办法拒绝也应该及时向组织上交,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中央检查组来了再上交?”王敬波说。
此外,王敬波还认为,类似的自上而下的检查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自上而下的检查其等级和效力是逐级递减的,很可能会存在没有被检查到的情况或者胆大妄为无视这种检查的情况”。
通过此次廉政准则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工作,业内人士期待能够有更深入持久的反腐举措出台。
“廉政准则针对的都是近年来的新型贿赂方式和敛财方式,有的是不正之风,有的是腐败犯罪。”林喆说,通过此次专项检查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廉政建设的立法立规方面的执行力度正在逐步加大,中央对于制度反腐的长期规划“很有章法”。
“目前,反腐败领域的许多规章包括廉政准则,都是以党规的形式出现的。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反腐的经验,在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以党规的形式出台规定,再通过党内的检查和相关措施督促其执行,一旦成熟了就会提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更为刚性的约束。这是近年来我国在廉政建设方面摸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林喆说。
王敬波则建议,在开展自上而下检查的同时,也应该开辟其他的监督渠道。
“有效的监督方法,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外,还应该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来自公众的监督可以弥补自上而下监督的不足。一些领导干部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但类似的情况还应该向社会公开,只有在向社会公开的情况下,才能够引入真正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目前这种反腐形式的不足和弊端还是会存在的。”王敬波说。
□新闻分析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严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