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出书背后存多重利益驱动 成新型隐蔽贪腐通道

　　新型贪腐隐秘通道：官员书中自有黄金屋

　　官员出书分享自己的思想经历，颇能引人共鸣。但也有一些官员写书却另存目的，《小康》记者梳理近年来十位落马官员的著作发现：在其背后存在多重的利益驱动，出书已经成为新型贪腐的隐蔽通道

　　一边是著书立说的文人雅士，一边是治国理政的领导干部，在近年来的中国官场，把这两个身份合二为一者并不鲜见，在官员出书蔚然成风的时候，却也另有一股暗潮涌动。

　　作品文稿由他人代写、出书费用由公款埋单、卖书款额进自家腰包的情况不胜枚举。《小康》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十位落马官员的著作发现：在其背后存在多重的利益驱动，出书已经成为新型贪腐的隐蔽通道。

　　写书为捞“政治资本”

　　2011年落马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成为贪官出书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据之前《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张曙光为了申报院士，2007年在北京五星级酒店组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南车四方、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一批国内科研机构专家为其写书，费用由一家为铁道部做进出口代理商的国企埋单，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三本书。他在出版时还把出版日期提前了几个月，以免被发现这三本书是因申请院士而写。但在中科院2009年度院士增选评选时，张曙光最终以一票之差未能入选。

　　被质疑的张曙光的著作包括《铁路高速列车应用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超大型工程系统集成与实践》，尤其是后一本，有人公开质疑张曙光专业是车辆运用和检修，书中大部分内容离他的工作很远，很多章节他根本写不出。而且张曙光难以置信地在一年多时间“著”了两本书(119万字)，编了5本书，计477万字。

　　现实官场中，像张曙光一样请人代笔出版著作并不鲜见。一些官员的作品并非本人所作，“秘书捉刀，领导署名”早已是人人心知肚明、却都不说破的“潜规则”。

　　甚至有些官员在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全部请人代劳，《小康》记者注意到，为官员“作文”早已成了“秘书班子”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包装出来的“文雅”　　

　　但选择把这些文章及讲话稿结集出版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在案发前，毕玉玺还口述完成了名为《我的20年》一书，并准备出版。

　　同样因贪污被判死缓的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出版《胡建学文集》，其中收录其关于反腐倡廉的文章，共印1万多册，由当地有关部门用党费购买，胡建学还要求本市干部人手一册，结合学“理论”一起学他写的书。

　　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汪风雄2005年出版了自己的文集《雄风如歌》。一度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4名的《雄风如歌》，一版再版，其签售会异常火爆。当地一位学校校长坦承“上面要求买的”。该书序言文章为汪风雄在先进性教育学习中的自我剖析材料。2010年，汪风雄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通过出书包装自己，利用职权推广作品，使这些官员博取到了文雅的名声。不可否认，部分官员有相当的才干和文采。但现实中他们口是心非，文不如其人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当他们落马时，当年那些华采的章句就会成为最大的讽刺。

　　“这些不是作品的准书籍，是对图书出版的一种污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说。有关专家认为，官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因此出书不仅是个人声誉，更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水平和形象。如果官员出的书质量低下，甚至言行不一，不但官员的真实水平会遭到公众质疑，更会降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其危害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