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刑诉法是人权保障“试金石”(2)

　　C 立法的宗旨，应强调程序价值

　　记者：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去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对这次审议，您有哪些期待？

　　卞建林：作为研究刑诉法的学者，我们对这次修改有很多期待。过了十多年才有这样一次修改，机会难得，应该把握住机会，尽力完善。最大的期待，就是在总则部分，应该明确立法的宗旨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为什么希望把这一点写进去？有两个理由。其一，就是刚才说的，宪法已经作了修改，“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进了宪法。既然宪法是刑诉法的母法，刑诉法被称为“小宪法”、“行动中的宪法”，当然也应该改。

　　其二，现行刑诉法总则部分的缺陷，就在于只强调了惩罚犯罪。我们看，现行刑诉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种写法，只突出了刑诉法的工具价值，即：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而按照现代诉讼理念，要更多地强调刑诉法的程序价值，也就是刑事诉讼活动本身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保障人权，要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节再恶劣，也享有基本人权，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也是非常弱小的。

　　实际上，这些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在我国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将这一条作为立法宗旨确定下来，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样一来，在刑诉法所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处处都要体现这个理念，都要体现对公权力的规制。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D 具体制度上，须注意条文间的衔接

　　记者：那么，总则以外的其他具体制度规定，您还有什么建议？

　　卞建林：首先，具体的制度上，我认为要注意条文之间的衔接。拿“监视居住”来说，草案一审稿的说明讲得很清楚：“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对监视居住的这个定位，我非常赞同，现在大的趋势就是要减少羁押。

　　不过在具体条文里，我们发现修正案草案又规定：“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那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条件，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另外，草案还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折抵刑期，就意味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是相当于羁押，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知道，近几年公安机关下了很大气力来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看守所作为法定羁押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些规定，会不会成为规避法定羁押场所的借口？监视居住既然是一种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那么所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都应该按照非羁押的思路去设计，不能背离这个宗旨。特别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强调这是一种非羁押的强制措施，而不是侦查手段，不能变味儿。

　　其次，我还比较关注辩护制度的完善。总的说，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对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审稿明确了案件侦查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权利；二审稿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些都是进步。

　　不过，我期待在上大会时能有新的完善，比如进一步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待其承办案件诉讼终结以后，方能追究其责任。”因为，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案件还没有结束，事实真相还不清楚，就停下来追究律师伪证罪的责任，这显然不合适。这样修改，就可以先停止其履行辩护职责，等原案终结后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记者 殷 泓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