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三十年立法路 映射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部关系到人的自由、权利与生命的程序法，将再次被注入新的活力。刑诉法的制定修改完善，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缩影。

　　【1979年】诞生

　　保障无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

　　【背景】

　　当年的立法者中很多人受到了“文革”的迫害，对于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尤其重视。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诉法等7部法律。虽然当时“人权”这个概念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在立法过程中已经清晰体现：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早的刑诉法草案的任务主要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后来改为“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并增加重要原则，“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意义】 “文革”后秩序回归需要

　　“文革”结束，社会需要回归正常秩序，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出台包括刑诉法在内的一批法律，能够建立人们可以遵循的制度规则，恢复社会秩序。

　　【1996年】首次修改

　　大胆吸收“对抗式诉讼”

　　【背景】

　　改革开放为修法者提供了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机会。耄耋之年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回忆说：“改革开放不久，我陪着国外参观团到北京一个法院观看开庭审案。‘这是军事法庭吗？’外国人突然发问。原来，我们法官身上穿的不是现在的黑色法袍，而是类似军装的服装，头上还戴着‘大盖帽’。”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诉法的第一次“大修”。

　　首次修改大胆吸收了先进经验和做法。修法向着保障人权、更加公正迈进：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检察机关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改革死刑执行方式；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吸收“对抗式诉讼”，改革一审审判方式，法官居间裁判，当事人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辩论、质证……

　　【意义】 适应刑事犯罪的复杂化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刑事犯罪的日趋复杂和执法环境的变化，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补充修改。

　　例如，很多新型经济犯罪出现；跨省市流窜作案犯罪大量增加；涉及境外犯罪增加；律师队伍不断发展，需要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等，都需要刑诉法做出修改完善。

　　陈光中认为，第一次修改刑诉法是成功的，并且为以后的修法积累了有益经验。比如，注意惩治犯罪，同时也注重保护人权，努力做到两者的统一。

　　【2011年】二次修改

　　写入“保障人权”

　　【背景】

　　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也暴露出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

　　历史的脚步走入2011年，刑诉法开始进行第二次“大修”。

　　中国法学会刑诉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他认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点。这部法律从最初的164条，增加到225条，这次修改正在向300条迈进。

　　【意义】

　　刑诉程序需规范

　　本次修法发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强音。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了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又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制度，这都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