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胶水中毒事件仍有16人难维权 继续住院(3)
特写
七旬老母独自护理病儿
聂四荭,34岁,湖北赤壁人,在病床边照顾他的,是从农村老家赶过来的71岁老母亲。
现在住院的16人中,聂四荭的情况最严重,经过半年的治疗,尽管意识已经恢复,但他仍然说不了话、下不了床、生活不能自理。
朴实的农村老太太从未想过自己会踏入繁华的广州城,但她却也没有机会见识大城市的美。“不敢离开医院太远,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路。”
儿子住院的这半年,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和8楼的走廊。周围照顾病人的家属都是几个一群,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聊天解闷,但她总是默默的一个人。“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也听不懂。”
老太太一共有5个孩子,其余4个都已经结婚生子,生活都不富裕。弟弟出事后,两个哥哥都过来照顾过一段时间,可是家里事情太多,最终只能抹着眼泪离开。“有自己的家,有老婆,还有仔要养。”
聂四荭是最受疼爱的幼子,本来打算去年年底结婚的,但出事后,女方家人过来看了一次就再也没出现。
现在,药物的效果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脾气越来越暴躁,走不了路,他用头撞病床的护栏;说不出话,他用不灵活的手掌拼命撕自己的喉咙。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开始的时候,老太太整日以泪洗面,可现在,她从不在儿子面前流一滴泪,“我哭,他更不舒服。”
由于无法忍受聂四荭的坏脾气,同房的病友陆续搬了出去,空荡荡的病房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可即使这样,老太太也不敢睡在旁边的空床上。“一个晚上45块钱,我没有钱。”这半年的时间,她每天都睡在折叠椅上,“背和腰很疼。”
回想自己这一生,老太太心里全是苦,父母双亡,8岁的她带着弟弟乞讨长大,好不容易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本该享清福了,可是,“他爸爸突然走了,他又出了这样的事”。
看着别的病人都陆陆续续地学会走路了,老太太心里很着急,但是瘦小的她根本扶不动越来越胖的儿子,更谈不上搀扶他练习走路。有人建议她去请护工,老太太不知道护工是做什么的,但她知道“护工是要钱的”,而他们早已负担不起。
聂四荭出事后,工厂老板很快就跑路了,“都是湖北老乡,不知道他怎么这么黑心”。因此,她很感激政府每个月给的3000元生活费,“我过来的时候找别人借了钱,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省一点,就还给别人一点”。
她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好,究竟什么时候能好,但她还在憧憬着,“等他好了我们就回家,种点菜总还可以养活自己”。想到未来,她颤抖着背过身去,偷偷抹去了眼角浑浊的泪。
医院▶▷百万医药费不知找谁要
深受困惑的还有广州市十二医院的副院长刘移民。据介绍,这16人刚住院时,都是自行垫付过近万元的医药费。此后,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十二人民医院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不仅垫付了医疗费用还陆续启动了职业病鉴定程序。
刘移民称,到昨日为止,医院已经为这些患者垫付了100多万元医药费。“根据相关条例,这些医药费应该是由所在工厂来出的,即使工厂老板跑路了,也应该由所在街道办和当地民政部门来买单,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要这笔钱。”
永平街道办▶▷会尽力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留院的16人,均来自不同工厂,其中白云区均禾街道、永平街道各4人,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事后,永平街道办也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由街道办副主任罗良林负责。
昨日上午,罗良林告诉记者,永平街道办已经为受伤工人垫付大部分医药费,并将于近期将医药费全部结清,罗良林称,街道办一定会尽力维护受伤工人的合法权益。
这4人中,施莲莲高达10万余元的医药费已由工厂老板全部承担。而从上个月开始,已达到出院标准的她也一直在和工厂老板协商赔偿问题。
除了施莲莲,其余3人的老板都已经逃跑,但罗良林承诺,街道办也会尽量解决这3人的赔偿问题。他表示,如果工厂老板无法负责,则要求工厂的出租方与工厂所在的村、社一并承担,“如果需要,街道办也会承担一部分”。
据悉,早在4月底,永平街道办所属区域已经有一人出院。罗良林说,当时街道办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工厂老板做出了6万元赔偿,“包括生病期间的误工费和以后的医药费”。同时,他也表示,出院后的工人,如果还需要街道办的帮助,街道办也会尽量给予方便。
律师▶▷中毒工人要及时运用法律维权
广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周峰剑律师认为,职业病患者维权普遍比较困难。“政府对企业监管缺失,工伤赔偿标准较低,劳动保障救助机制不完善等,使职工发生职业病后,难以得到足够的赔偿进行后续治疗。”
尽管《职业病防治法》新修订后,门槛稍微降低,程序有所简化,但周峰剑认为,在中小型个体企业不予配合的情况下,职业病患者维权的程序仍比较复杂,时间依然漫长。
因此,周峰剑建议,患者首先要考虑尽可能得到当地劳动、工会等政府部门的帮助,妥善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工伤赔偿。如果遇到久拖未决的情况,为了避免错过法律救济期限,受害者也要及时用法律维权。此外,如果工厂老板逃跑,受害者无法获得工伤赔偿,可向政府申请医疗和生活救助。(记者 汤凯锋 实习生 沈梦怡 喻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