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前高官曝美情报运作内幕 揭秘总统如何决策 (3)
“情报失败搞乱美国外交政策”
几乎没有!20世纪美国的情报失败记录为人熟知,无须辩解。但是,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在整个大环境下是否重要则是另一个问题。
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爆发了“六日战争”。美国中情局不仅预测到战争将爆发,而且还预测到战争的结果。这个功绩令人敬佩,以致约翰逊总统邀请为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出席“星期二午餐会”。但是,这一精确情报也同样未能帮助约翰逊总统防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今天棘手的巴以冲突问题。六年后,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埃及突袭以色列”。然而,1973年的埃及突袭并不妨碍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获得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们不仅利用这次冲突巩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还与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相反,苏联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1979年伊朗会爆发革命。但这是由于决策者对伊朗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卡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这使美国在伊朗国王政权危在旦夕之时,仍然犹犹豫豫,难以做出果断的决定。即使在伊朗数个城市发生动荡之时,卡特政府——仍专注于巴以和平谈判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斯塔革命——仍没有就伊朗问题召开任何高层决策会议。“我们的决策圈已经超负荷了。”卡特的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道。
关于另一项政治巨变——苏联解体——的不完整的情报分析其实也无关紧要。198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里根总统的直觉。在里根就任总统最早期,“苏联注定失败”一直是这位美国第40任总统的信念。“俄国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里根后来写道,“我们的开支会永远超过他们。”
“9/11前美国情报低估了基地组织”
不,美国情报并未低估“基地组织”。就像任何一次恐怖袭击,“9 • 11”恐怖袭击的发生被认为是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败。但是,虽然情报官员未能准确预报袭击,但事先也发出了有关威胁的警告。“9 • 11”事件发生前几年,情报部门,尤其是中情局,就已经开始异常关注本•拉丹的“基地组织”。1996年早期,中情局还创建了一个“聚焦本•拉丹”特别单位。当时,基地组织刚刚开始反美行动,后来逐步发展成一个今天我们熟知的跨区域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克林顿总统1998年指出,“反恐是美国的首要之务。”他也启动了一项秘密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计划,包括提出抓捕本•拉丹的方案,而这还是在1998年美国在非洲的使馆遭遇炸弹袭击之前。
当克林顿的国安官员将职责移交给布什政府的继任者时,他们强调,威胁可能会在“9•11”出现。即将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告诉赖斯,“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与其他事务相比,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反对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如果说,在“9•11”之前,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还有什么事情没做。那是因为,在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前,像阿富汗战争或国内高成本、费力气的安全措施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情报部门对“9•11”前恐怖袭击的理解,最权威的证据还是2001年2月的全球威胁报告。该报告未提伊拉克核武器或非常规武器的存储,却明确了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是美国安全的“第一威胁”。报告指出,本•拉丹与他的同伙是“最直接与最严重的威胁”,在几乎无事先警告的条件下,他们“有能力计划发动多种多样的突然袭击。”这些说得都太正确了。
“僵化保守的情报机构拒绝改变”
你会吃惊的!针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批评,至少不是偏执狂的看法,倾向于把他们描绘成平庸的官僚机构,虽然监管会使他们工作更加得力,但他们却利用广泛的授权从事秘密行动。不过,大部分情报部门的有效改革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美国中情局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一直被频繁地修正,有时甚至“伤筋动骨”,这是为了适应情报部门监控与分析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需要。在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中情局预期到德国将重新统一,将东、西德的情报单位进行了合并。其他一些措施,比如大力提高外语能力、培训会使用复杂技术的分析家,已经成为情报部门内部的中心工作。情报界针对恐怖主义的最有效,可能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改变,是1986年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创立。这是破除官僚体制的一次成功的试验。情报部门从此集中了以前各自为阵情报收集家、分析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协同作战。
来自外部施压的改革则能够吸引更多公众的目光,但成就甚少。“9 •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会按照“9•11”委员会的建议,对情报部门进行了重组,指定所有的间谍机构一致听从“全国情报总监”,对其负责。但该行动未能如其所愿,将情报界紧密地团结起来,反而创立了高踞其他16个机构的另一个情报部门。由于新总监办公室与国家反恐中心(“9•11”委员会的另一个建议)是对现存政府机构的叠加,而不是取代,因此进一步地模糊了各自职责的界限。2009年圣诞节,当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试图炸毁飞往底特律的客机,这种缺陷就暴露无遗。此事件导致各部门间相互指责,“信息不清楚、过于碎片化与未能有效整合”,只是这一次,批评矛头针对的是“9•11”委员会自身创立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