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策打乱亚洲增长节奏 被指是“泡沫总理”

　　原题：“安倍贬值”打乱亚洲增长节奏

　　安倍重新执政未满百日，日元急速贬值近20%。随之，日本股价、地价、房价以及国债价格联动上涨，安倍的经济政策演变为“资产泡沫魔法”，安倍本人也被市场称为“泡沫总理”，由此，“安倍内阁支持率”连续高升，萎靡不振的日本重新吸引着世界投机者的眼球。

　　自2006年小泉退位，日本政治迎来“总理按年轮流值班”的局面，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变幻无常，形成日本特有的“国家风险”。在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等多重危机下，这一风险进一步复合化，使东京市场成为被世界投资者遗忘的角落，日本经济连年萎靡退化，企业、技术和资本持续外移，“通货紧缩”常态化，名义GDP连续20年零增长。

　　日本的通货紧缩不仅表现为“一般物价”的持续低滑，股价、地价和房价等资产价格更是持续低迷。后危机时代，特别是地震后，面对民主党政权的非专业化政策，国民心里的雾霾沉积不散，日本社会不再有积极向上的热情，投资难增，创新钝化，消费低迷，又进一步衍生为日本社会的萎靡。

　　去年9月，安倍复出，重新执掌自民党，11月逼迫野田解散众院，举行大选，这给日本国民心中阴霾的天空带来一缕亮光，人们试图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低迷的生活。因此，安倍竞选的胜利，并不被认为是自民党的胜利，而是日本国民的选择。

　　安倍上台后，面临的是陈年积弊，数不完的难题。最关键的是要汲取2007年被迫下台的教训，确保7月参院选举获胜。为此，摆在其面前的紧要任务便是重振日本社会的信心，重新吸引世界投资者的眼球。作为可立竿见影的手段，安倍重拾制造泡沫的功夫，重修再版“安倍经济学”。

　　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安倍便效仿里根抛出过“安倍经济学”，并在其任内成功将日经股指推升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在安倍看来，他是最理解里根经济学的日本政治家。原因是当年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构建“里康伙伴关系”时，其父安倍晋太郎给中曾根当了四年的外交大臣。而此时安倍晋三正是安倍晋太郎的秘书，最有机会研究、体会“里根经济学”。这为他后来模仿里根，举出“保守主义改革”旗帜，修订“安倍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如今，再版的“安倍经济学”显然又吸收了美国金融的新理论和新手法，强调“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诱发投资的成长战略”，升格为“资产管理经济学”，而其核心理论便是“再通胀”和日元贬值。

　　在去年选举期间，安倍就将摆脱“通货紧缩”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惜使用“民主政治的非传统”方式，将非传统的量化宽松政策作为与民主党对决的政争焦点。在西方民主政治中，金融政策由央行制定执行，并保持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更不会成为竞选主题。显然，安倍急切夺权的心理已经打破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常规。

　　安倍的非常规政策，给市场提示了明确的日元贬值信号，诱导海外投资者调整投机方向，全面“做空日元”，并直扑日本股市。在海外投机者的领航下，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跟随涌入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乃至不动产市场，特别是不动产证券化商品市场，展开日本资产投资。一时间，日元汇率如过山车般下挫，日经股指连刷近年纪录，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价积极上扬。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出口企业账面收益陡然好转，上市公司的自有资本凭空膨胀，海外投机者更是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政府预测，日元贬值将直接导致企业设备投资计划扩张，日本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将重新高于实际增长率。

　　但问题是，安倍的再通胀政策，虽然给企业带来了账面实惠，催生“内阁支持率”持续上扬，但企业汇差收益并未形成工资上涨条件，日本多数国民并未从中受益，相反，日元贬值直接反映为进口物价上涨，加大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难度。

　　不容忽视的是，安倍给央行施压，强行搞量宽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资产泡沫，已经引起海外货币当局的警惕和不满。正如安倍的“理论师爷”、耶鲁大学教授浜田宏一2011年6月所言，在资本自由移动和浮动汇率下，央行的量宽必然导致贸易对象国货币升值，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和国际收支状况。至少在理论上，安倍“以邻为壑”的政策属性是成立的。更令市场担心的是，安倍扬言不惜动用政治权力，修改央行法，更迭央行总裁，也要确保再通胀政策落实。

　　对亚洲国家而言，安倍的以邻为壑政策，必将打乱亚洲各国的经济复苏节奏，甚至改变产业结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东亚投资增加，形成了日本东亚相互依存型产业分工结构，也衍生了日元汇率与东亚贸易的联动关系。每每日元贬值，总会引起东亚出口下滑、贸易赤字，进而导致经济下挫甚至危机。随着日本与东亚的区域合作深化，贸易产业结构依存关系更加紧密，特别是日本对亚洲出口中的日元结算比例达50%以上，已经超过美元，日元汇率的变化对亚洲各国的贸易产业影响更加直接且深入。安倍政策下的日元急速贬值和日本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必将改变亚洲的资金流量流向，进而打乱各国的经济增长节奏。对此，亚洲各国不可掉以轻心。(刘军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