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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韩士德(记者)
嘉 宾:苑大勇(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魏宝涛(辽宁大学广告学系讲师)
对话背景
日前,国新办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将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为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对此有专家称,延长居民退休年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延时退休能否改变就业结构?延时退休是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良方吗?
延迟退休并非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好办法
主持人:有人认为,和国外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算是早的。一些国家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延长了工人的退休年龄,增加他们的就业时间。对此,您怎么看?我国是否具备延时退休的条件?
魏宝涛:尽管各地、各阶层的群众反响较大,但是不争的事实是,适度延时退休肯定会给社会带来新的问题,诸如影响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取向等等,也会为相关部门的配套措施的提出与贯彻实施带来不可操控的许多因素,若是解决不好,将会引起新一轮的连锁反应。但是,毕竟各个阶层所要面对的实际情形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才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延时退休其本质目的还是在于应对日益显著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此举也并非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
苑大勇: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算是早的,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较。延迟退休可以解决就业领域专业人才短缺的现象,也能缓解社保领域的养老保险基金空账严重难以适应养老金标准不断增长的现实,因为每延迟一年退休,国家的养老金账户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延迟退休的人群继续缴纳养老金而增多。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延迟退休并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好办法。
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退休年龄普遍为65岁,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寿命较长,享受政府的福利时间比60岁退休的中国公民要长,并且这些发达国家是劳动力短缺的国家,中国劳动力明显的过剩,对于年轻的大学生们来讲,巴不得“前辈”们早些“让贤”,也好给自己一份养家的工资。在实际的操作层面,许多单位的老专家、老学者虽然退休,但都通过返聘等形式再继续发挥其作用,实际工作年龄往往超过了65岁。
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希望延迟退休的人员,多是一些劳动强度较小的职业群体,比如公务员、医生、技术人员等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工作相对轻松,收入相对稳定,到了退休年龄后,在体力上仍然能胜任工作岗位,延迟退休无所谓,并且延退意味着可以多享受几年的福利,而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体力劳动者群体,由于体力、精力都跟不上工作节奏,很多人年龄大了以后,都希望自己早一点退休,早点享福。所以,中国即使要实行延迟退休,也要根据不同情况、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严密的保障措施,要不然政策的出台会带来是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
综合考察人口结构及变化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主持人:延时退休会对我国就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魏宝涛:结合当前普遍存在的就业难题和结构性人才培养偏失等现状,延时退休肯定会对当前中国现有就业结构产生不小的影响。首先就是部分行业和工种的就业岗位有限情形下,不能继续接纳更多的新近毕业大中专学生等等新增就业人口的上岗需求。在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难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此种举措更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就业配置领域范畴的不协调和不匹配,因此这里的延时退休年龄确定问题应该将我国特有的人口就业情况和特殊结构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来把握,综合考察国内国外人口结构及变化情况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策略与措施。
有关调查和争论已经显现出主要的舆论发展基调,即网民对延时退休的争论程度,很能代表社会不同群体对此问题的关注方向和期待。诸如部分在职人员群体以及享受高福利待遇的政府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显然对延时退休持赞成态度,而待就业人员和多数自我缴纳保险费用的群体则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下岗人员强烈期待能够早日拿到养老金来享受幸福晚年。这里,有关此问题的网络舆情表现得尤为强烈,若不正确加以引导和阐释,会对相关群体的切身利益产生严重的影响。
苑大勇: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就业形势仍将相当严峻,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总量规模较大,就业压力很大,新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很大,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吸纳能力。同时,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很多劳动者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许多产业、行业和技术性岗位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技工短缺性现象尤为突出。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老龄化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很多老年人往往退而不休,重返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也在迅速增加,必将侵占有限的就业岗位。如果实现全面的延迟退休,提高退休年龄,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使社会整体就业可能呈现“倒挂”之势,即老人就业比年轻人就业相对充分。
采取人性化退休制度 满足老人特殊需求
主持人:您认为,在退休年龄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更加合理?
魏宝涛:我认为,究竟如何开展应该建立在相关配套设施及时跟进的基础上,最好征集和调研出有针对性的、不同策略应对的多种方式较为合理,即采用柔性退休机制较为人性化和科学化。结合笔者所在的高等院校来谈,普遍存在这样的人才观念,即应该让在专业领域内较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延时退休,以便继续发挥其在专业领域范畴内的带头人作用。当然,这是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特殊领域的特殊做法。据我了解,国内的不同高校似乎都有这样的挽留学术带头人的做法,即到了现行退休年龄后,就立即以返聘的形式继续从事相关学术活动,若是能够有针对性地实行延时退休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此类特殊人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在国家的科学研究、各级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掌握高精尖端技术的军事、国防等等机构,适宜地采取相对灵活的延时退休,不但不能影响技术变革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脚步,反而会极大地发挥这些关键部门和关键领域、行业的劳动者、生产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相关产业领域的进一步腾飞做好人才储备及智力支持,加之这些有经验、有水平、有智慧的高级人才的参与和推动,就会为新时期新时代下的新目标的实现造就了新的条件和前提。而能否找到适应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性别的有针对性的、人性化的退休机制,应该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我国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在试水弹性的退休机制,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此种探索的暗流涌动和观念萌发。
苑大勇:全世界一共有165个国家对退休年龄(享受养老金的年龄)做了具体规定。比如,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是美国,为68岁,赞比亚、科威特等国家的男女退休年龄都在50岁;丹麦、冰岛和挪威则为67岁。全世界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女性约为58岁。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发达国家。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和谐社会,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和家庭等多方面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措施:包括社保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弹性退休制度,同时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不同建立相应的社区养老辅助措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度引进市场,将政府于市场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实用的各种产品,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而在退休年龄的问题上,还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健康状况、人均预期寿命、年龄分布、经济发展对劳动的需求、甚至一些文化的要素等要考虑在内。
新闻进展
上海出台“柔性”政策延迟退休
9月初,人社部官员表示,对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还在研究,虽说还没有确定实施“延迟退休”,但此言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发热议。实行了几十年的退休年龄要改了吗?但是随后,人社部专门回应暂不实施延时退休。
然而,10月1日,上海市便出台了《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简称《试行意见》),决定从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也就是让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按时退休的人退休,对于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继续工作的人群,能够延迟领取养老金,也将人们认为很遥远的政策成为了现实。
《试行意见》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员,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而且规定此次调整主要在企业中试行。
其实,“晚退”引发的争论早已有之。2009年,包括人社部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各地知名专家还曾提出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到65岁,希望通过此法来解决我国养老金亏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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