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费攀升难掩院士忧心 投钱再多也是糟蹋？

　　“科技界现在最难的是做什么？”

　　“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一个严守道德的科学家！”

　　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研究员给出的答案让众人张大了嘴巴。

　　“目前，严格地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往往会被边缘化，而在不科学的导向压力下，一些人弄虚造假、剽窃抄袭。”王海波为此忧心忡忡，“虽然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人物，有很多有道德的人，但他们的正面引导作用往往很苍白。”

　　“问题的背后，是缺乏一种正确的导向机制，这种导向机制主要出现在科技评价体系上。”王海波对此一针见血。

　　两天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面对这一科技领域大好形势，论坛上，1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的忧虑充溢了整个会场。

　　争经费争成果、跑关系跑项目、科学家不下实验室，虚成果假成果频出……在11月2日举行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众多院士专家一一历数近年来科技界出现的怪现状。

　　同样让人尴尬的现状是：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设备甚至比欧美同行还要先进和齐全；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顶尖科技成果稀缺，“钱学森之问”令人黯然神伤。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张泽认为，首先是评价机制的分类出了问题，“我们现在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科学、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

　　在张泽看来，科学是个人的独立思考加上批判精神，讲究的是自由探索，其价值在于它的发现，以论文作为其体现形式；技术一定是发明，如果要求一个搞技术的人写论文，那不太现实；工程则有明确的投入、指标和任务。

　　当前的现状则是，“现在理科、工科搞技术的都要发表文章才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评教授、评院士都要拿论文拿项目说事，用同一把尺子同一个指标去衡量不同的领域，自然就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模糊。”

　　在高校工作多年的张泽以在读研究生举例：如果一个研究生做出仪器、发明，但没有科学论文，就拿不到奖学金，一些人只好想方设法去写一篇文章，抄一抄凑一凑，自然也就不是新闻。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则认为，评价机制中缺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

　　他举例说，评审会上，评审书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评审的人来起草，评审专家只是在一些用词上作些无关痛痒的修改，甚至仅仅是改改标点符号而已。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家钱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陈难先的警告振聋发聩。

　　陈难先在担任“863”专家组组长时，决心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要求每个评审专家把自己主要的意见写下来，“不用很全面，也不要前面来一段套话。你如果不是专家，就写不出有学术性的东西”。

　　在陈难先看来，只有这样，评审会的学术气氛、科学精神才能回归。

　　欧阳钟灿院士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很多人在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时报告都非常好，但到3年后结题却乏善可陈，“因为拿到200万元基金，他就在考虑怎么交代了。”

　　“钱多了，如果不好好引导科技人员做实际的事情，那就是在增加全民的负担。”欧阳钟灿说，“过去没有钱的时候，他会想着如何争取作出大的贡献。现在你给了他钱，他没心思琢磨问题，就猛找文章凑数。”

　　王海波研究员也有类似的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王海波大学毕业时，接触到的老师都在考虑长远而实在的问题，有探索有发明也有应用；而今天，科研人员大都拼命地跑项目、争项目，一个项目刚刚拿到手，就得考虑如何应付验收，根本不敢考虑解决硬碰硬的问题，也无法有长期考虑。

　　陈难先院士指出，由此也带来了科研经费的滥用。他观察发现，一有课题下来，科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仪器，“如果不把硬件投入弄到40%甚至80%，这个钱都不知道怎么花，而科学研究主要是人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注意发挥好科研单位的管理作用。”王海波建议应加大科研单位自主掌握经费的支持力度，“他们最清楚什么该干、什么能干、谁能干事、谁能干好。”

　　王海波曾专门做了一个试验——邀请中国科学院专家对本单位一些自立项目进行为期几年的追踪评估，其中一个只花了6万元的项目赢得了喝彩，专家认为此项目“比一些国家拨款上百万元的类似项目做得还好”。 本报记者 雷宇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