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推广县权透明的睢宁经验:严管干部整肃官场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明确要求规范县委书记权力的意见，被外界解读成中央层面深化体制改革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动。目前，这项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县(市区)推行的改革试点工作已经进入“盘点”阶段，即将全国大范围推广。

　　12月4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率先在人民大会堂对外推出。睢宁以其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矛盾复杂而成为中国县委权力制度改革典型样本，因此备受关注。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睢宁初现政通人和。从去年开始，睢宁改革迎来“取经”者众。

　　规范公权力，对县委书记“限权”，及至严管各级干部，这正是《意见》的题中之意。为此，本报记者探访睢宁，求解县委书记限权背后的种种顺应大势之举。

　　昔日之困

　　发展滞后倒逼改革

　　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的主作者。近来，他在向来访者介绍睢宁经验时，总不免感慨，三年前他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能从专属于睢宁的差生位子上逃离。

　　2004年，接到从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到睢宁任副县长的调令时，唐健对于睢宁的印象是：睢人好讼、“宁可报停，不走睢宁”。

　　还有早有耳闻的“潜规则”：想害谁，就放出风来，说他要提拔了，告状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可恰巧，唐健分管信访工作。他亲历一天接访13批次，目睹县政府一天被堵3次。

　　社会不稳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睢宁虽不是贫困县，但2007年在江苏省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均居全省末位。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成了睢宁头上的标签。

　　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2007年8月的一周集中爆发——上千名群众上访，因对上级下发的水库移民款发放政策不满意，围堵县政府长达13个小时，整个县政府机关完全瘫痪。两天后，这些上访群众又扣押了某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等5名干部，并称“不解决问题不放人”。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强行救人。被营救出来的镇党委副书记哭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还在农村，我们到底怎么了？”

　　几天后，县政府又接到水库溃坝的报告，称睢宁县城有可能不保。经过一夜抢险，水库大坝保住了，但水利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

　　经历了炼狱般的一周，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对此，县委书记王天琦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睢宁落后了，全面落后了，落到最后了，已经没有了退路！惟有卧薪尝胆，知耻后勇，背水一战，绝地求生！”

　　改革路径

　　严管干部整肃官场

　　禁酒令，成为加在睢宁干部身上的第一副枷锁，这里面也包括县委书记王天琦。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睢宁却在瞬间完成了转身。

　　今年睢宁财政收入预计超过30亿，是2007年的4倍多。

　　这组值得庆贺的数字背后，是“逼迫”睢宁走上正轨的100多项制度改革，为其破冰的则是一项“禁酒令”。

　　2008年1月21日，睢宁县发生一起车祸，国土局职工赵威酒后驾车，造成两死三伤。

　　借此悲剧，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睢宁就颁布了禁酒令，严禁干部在工作日午间饮酒，无例外执行。最初，多数人不清楚“无例外执行”的效力，唐健在县委常委会上问王天琦，“真禁”还是“假禁”。唐健认识到，要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不禁酒，这项工作无法推行。

　　很快，“禁酒令”遇到问题。“禁酒令”实施的第七天，省领导来睢宁视察工作，中午就餐时，王天琦、唐健等陪同。禁酒令刚刚执行，上级领导并不了解。据唐健回忆，当时王天琦忐忑对领导解释了睢宁工作日已经无例外禁酒后，该领导大悦，“禁得好，就该禁，要一禁到底！”

　　为保障执行，禁酒令施以重典。如违反禁酒令，将被免职，并给予相应党纪政纪处分，责令在县内媒体上曝光，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连带责任。一名镇长到邻县招商，中午喝一瓶啤酒被人举报，因此被免职。

　　就这样，禁酒令，成为加在睢宁干部身上的第一副“枷锁”，这里面也包括县委书记王天琦。

　　两个月后，《关于领导干部“六不准”的意见》下发，除禁酒外，睢宁领导干部还被要求，一般公务不准用警车开道或警车护送、下基层不准搞边界迎送、不准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不准题词题字、车辆不准闯红灯。

　　与禁酒令一样，规定执行的唯一标准是“无例外执行”，保障措施是《睢宁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一系列问责制度的相继出台。

　　“这对懒散、腐败的睢宁官员就像是一场大地震。”县纪委书记唐健表示，县级层面的干部整顿风暴很快蔓延到了各镇领导干部,禁止“走读”擅离职守，紧接着，村干部也未能幸免。

　　在庞大的监督问责体系下，2008年以来，睢宁共问责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443件，党纪、政纪处分394人。

　　县委书记权力公开

　　“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

　　“‘一把手’绝对是有压力的，不排除会有负面的效应，只能说王书记较少的考虑个人利益。”

　　确如唐健所言，严管干部县委需做表率，规范县委权力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县委书记“削权”。而睢宁限权改革实际是从王天琦自我“削权”开始的。

　　改革伊始，王天琦就制定了一份权力清单，明确划分了县委、县委书记的权力。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重大事项将不再直接由县委提出方案和建议，而是将权力交给相关职能部门。这意味县委书记将只有否决的权力而无法再从提拔干部、安排工程、土地规划等方面独权专政获得“油水”。

　　被自己“束缚”的王天琦尚不满足。接下来，一把手接受监督、问责制，常委会全媒体公开，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方面，王天琦立了各种规矩。

　　真正令县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原本可以束之高阁的伪规定在王天琦手里却把把如尖刀，第一刀伸向了与地方政府利益盘根错节的地产领域。

　　事因回迁房小区房屋质量问题，业主反映情况竟被殴打。这引发数百名小区业主到县政府上访。

　　“打击不良开发商，让他们在睢宁无立足之地。”群众集体上访的第二天，县委召集有关方面发起一场集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的专项行动，王天琦在会上表示，对于搞钱权交易的，严惩不贷。

　　县长王军带领18家部门领导现场解决问题。在查办睢宁大院过程中，规划局原局长徐亚超、原副局长吴耀宗涉嫌钱权交易，被移送司法机关。

　　这场整治风暴随后扩展到了修路、水利工程等所有建筑领域。

　　王天琦认为：“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

　　改革杂音

　　不可避免被质疑被审视

　　王天琦和他的团队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类似几次与改革相伴而生的阵痛后，“在一些方式、步骤、节奏方面要重新思考、把量”。

　　实际上，被“曝光”在镁光灯之下，王天琦无法避免被质疑、被审视的现实。

　　去年9月，在一系列严管干部举措取得成效后，睢宁改革推行者将目光转向民风整治，《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酝酿多时终于出台。

　　其核心操作手段是，将在全县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按照信用评级标准，把个人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

　　这项国内首创的改革举动，一度被媒体解读成睢宁县“发良民证”的暴政。

　　舆论如山倒，恶语砸向这个苏北一隅的无名小县，一时间“睢宁县”成为基层政府愚昧一面的代言人。

　　“任何创新之举出来都会有两派声音，中国的改革历来如此。大众信用管理的措施出台，我们成为议论的焦点，说明我们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说明这项工作非抓不可。”事后，唐健向记者回忆称，这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但出乎意料的是，“被施暴政”的睢宁人却成了力挺县委县政府的一派，原本用于拍砖、掐架的西祠胡同睢宁论坛官方版，呈现了有史以来难得的团结一致。

　　唐健形容称：“老百姓想保护我们，但确实没有那个水平应对理论界的挑战，可是却很让人感动。”

　　在唐健看来，这些帖子有各种瑕疵的理由，但是结论都是一致的：“王书记，我们支持你！”

　　其时，王天琦边看帖子边抹眼泪，“也值了！也值了！”在唐健的记忆里，这是王天琦自2008年任睢宁县委书记后第一次流泪，“又委屈又感动”。

　　“很多网友并不了解实情，其实他们是在攻击‘良民证’，而非大众信用管理。”如今，再来回述改革前的挫折，推进者似乎更加坚定，唐健称，“关键在于推动这项工作的人，心里要有数，不能人云亦云，没有定性的工作就做不好了。”

　　虽然有所预料，为避免太过高调，王天琦已经婉拒多家媒体的采访。同时，王天琦和他的团队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类似几次与改革相伴而生的阵痛后，“在一些方式、步骤、节奏方面要重新思考、把量”。

　　而据记者了解，睢宁多项酝酿许久的政策迟迟未敢推出，其中包括一项公开提拔干部，要求网上公布财产的监督制度。

　　睢宁改革由此进入攻坚阶段。（记者 孙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