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称中国抛弃苏联模式与文革并无必然联系

　　今年是胡绳同志逝世10周年，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党史大家，他晚年的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党史大家胡绳同志逝世10周年。他作为历史学家，既以近代史名著享有盛名，又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职长期领导全国的党史研究大军。他晚年在研究近代史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过程中，及其此后，对一些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有些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1、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连绵不断，但贬斥、否定革命之声从未间断，在上世纪80年代曾鹊噪一时。胡绳同志说：一些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当改良受挫时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当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步骤和方法，在同旧势力斗争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当革命形势已经出现、革命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如果将斗争锋芒指向革命，旧势力就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这时的改良就起着否定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

　　关于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问题，胡绳同志极表赞同。但是他认为，以现代化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近代史上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来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但却泾渭分明。洋务派属于前一倾向最早的代表人，维新派则是后一倾向的先驱。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那种认为中国如果经过几十年殖民化过程，就会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极端无知的昏话。胡绳同志的这些观点，也许比较传统。但这正表明在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观点极其鲜明。对不正确的观点，不是作空泛的批评，而是以深入的分析给人以启迪。

　　2、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早在1995年讲“三个角色”的谈话中，胡绳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是逐步走向真理的。当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人。他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时，这个观点更明确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没有解决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正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泽东有一系列明确的论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联系，胡绳同志还谈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和建设发生的问题，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也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有点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胡绳同志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胡绳同志给毛泽东脸上抹黑，云云。那么，胡绳同志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只要通读胡绳同志的全篇文章，通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通读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就我参与主持的经他审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来说，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传言代替不了事实。我可以负责地说，他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基本肯定三大改造的。那么，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这是两码事。

　　3、关于中国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左”的错误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决心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造成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年。二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发生持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那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它与抛弃苏联模式是怎样的关系？能否说与其出现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还不如当初不做出冒风险的选择？这是在评价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时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对于抛弃苏联模式以后出现的长时间“左”的错误，胡绳同志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他说：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经验，犯了许多错误，及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势，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出现这些错误的发端虽然是由于另辟蹊径，但是，发生这些错误的实质却不在于此，而是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将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搬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胡绳同志强调，这20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当初的独立探索，固然没有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且在后来的探索中还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当初的独立探索，就不可能有20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探索，后来的探索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的亲身体验，“给了我们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从而更加使人感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太难得了。这又证明，当初下定抛弃苏联模式的决心，从长远眼光来说是多么正确的决定。经过胡绳同志这样一分析，抛弃苏联模式和20年“左”的错误，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层层“剥笋”，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说清楚了。这充分表现出他以辩证思维驾驭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

　　4、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

　　胡绳同志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对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历史决议》对“左”倾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已作了论述。从“左”的错误应得到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凭片面理解本本中讲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决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去做出这样那样的设想，那就实际上在供奉一尊“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女神”，使美好的愿望丧失了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以此作为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以为只靠群众运动，就能创造出“最纯洁”、“最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在11年后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中，胡绳同志继续指出：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因而几乎无不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那种“趁穷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这就破除了“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的分析极富见地，既表现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素养，又展现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畏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