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张作霖不是土匪 是在维护治安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发生74周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因发动这一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于张学良将军，一般民众的了解，多源于电影《西安事变》和相关的几部电视剧。历史学家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了解当然要深入得多。但限于资料，限于以往当事人披露的历史真相有限，再加之有些史学家喜欢“以论带史”，主观意图太重，所以，不少史著中的张学良与真实的张学良相差颇远，而有些影视作品中的张学良就更加失真。张学良本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哪些传闻让张学良大笑不止？张学良认可的真史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学家应当追寻和回答的严肃问题。但这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学良本人的口述，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并据此对许多流行说法做了比对、勘误，这些成果，在他写的《从张学良口述看张学良被误读》一文中多有披露。(《百年潮》2010年第10期)笔者看到此文后，认定其有重要价值(尽管有的新说已为人知)，便以此文为线索，采访了王海晨先生，请他讲讲张学良是怎样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

　　一、“我父亲不是土匪”，他是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的“保险队”里干事的。

　　记者：您是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副主编，是张学良研究家，我想多问您几个问题。您曾说张学良看到写关于他的记载和传闻时常发笑，他笑什么？

　　王海晨：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类的“评语”就更多了。

　　记者：从您的文章中看到，张学良说，“我父亲不是土匪”。这完全把我印象中的张作霖的“胡子”形象颠覆了。这真是新奇的说法，但我又确信这应是真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二、为了提高东北地位，为了树立个人威权，也为了警告日本，不惜与苏联开战。“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记者：您的文章有个小题目叫“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我一看，就觉得这必是张学良的话，那么坦率大气，那么敢说自己的不是。我知道，张学良易帜后，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与苏联作战的“中东路战争”。这是民国史上唯一的一次中苏战争。一般认为，此战源于苏联挑衅，因为在苏联驻哈领事馆里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故认定张学良是被迫应战的。但张学良竟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张学良在回答中东路战争是谁挑衅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时，没有搜出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张学良有关中东路事件的口述，否定了以往许多成说。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他最恨日本，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张学良谈了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因素：

　　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第二，为提高东北的地位。“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

　　第三，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初掌一方，急需树立个人权威。他挑战苏联，即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时……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