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渐进策略

　　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显现，高层把影响全局的难题放在若干个试点中，进行“先行先试”，“改革试点”的价值正日益凸显

　　不久前，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县权公开正式面向全国铺开。此前的2009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江苏省睢宁县和河北省成安县三地按照要求开始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如今全面推开的主要举措，基本涵盖了三地试点工作的经验升华。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涉及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县权公开试点并非孤例。

　　例如，公推直选等旨在改进党内基层选举制度的探索，受到了来自高层和基层越来越多的重视，运用范围呈逐步扩大趋势。例如，在南京市，继社区363个党组织班子公推直选后，2010年上半年全市806个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也全面铺开。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直言，南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板”。据悉，公推直选将在各地社区和行政村党组织全面推开。

　　再如，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在“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稳步推进多年之后，也于今年年初在高层的部署下，高调总结试点经验，对司法体制改革诸项措施、成效作出总结分析。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评价说，以探索党代会常任制为核心的很多基层试点，以扩大党内民主为着力点，通过建立和落实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提案制度、视察制度、旁听制度、联系制度等，积极探索发挥党代表议党议政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效果和社会反响。

　　据《瞭望》新闻周刊观察，在2010年，政治体制领域的多项改革试点中，总结分析进入下一阶段者有之，运用范围逐步扩大者有之，成功经验全国推广者有之——试点的力量正在逐步显现。正如竹立家所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试点先行的政改策略，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式。”

　　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方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受访专家分析，所谓积极，就是坚持推、不停步；所谓稳妥，就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在政改的渐进之路上，不论是由点及面地逐步铺开，还是由下而上地层层推进，都离不开发轫之初的“点”。在中国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中，以试点的方式、积极稳妥的态度探索积累下来的经验成果弥足珍贵、不可忽视。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说，“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上，一般而言可供选择的有激进策略和渐进策略两种——激进策略就是全面开花、上下全部动起来的做法；渐进策略就是逐步推进的策略，其具体表现一是从一个区域试点开始，往更大的范围推广，直至全国铺开。二是从下层试点开始，往上层逐渐推进、一层一层地递进。”

　　许耀桐分析，回顾历史，两种策略的政改都有成功的案例。但基于激进策略的政改，取得成功的都是较小的国家，也就是俗话说的“船小好调头”吧。如果是规模较大的国家，体制弊端积累较多，那贸然地采取激进策略不易成功，而且风险很大，当年苏联政改的失败就是最典型的前车之鉴。苏联在实行政改之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历时已久、根深蒂固，弊端众多。但苏联当局当时希望在两三年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改革，采用了所谓“500天计划”、“休克疗法”等激进措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国家解体。

　　“分析中国30多年的政改策略，是从基层上搞试点而起步的，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我们的选择——采取渐进策略。”许耀桐说，“这种选择是明智和正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选择走渐进之路，才是稳妥的和可控的，有利的和有效的。这就保证了我们不是在急剧的动荡中进行改革，而是在相对宽松和稳健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改革。”

　　“当前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强调积极，另外一方面也要控制节奏。因为，如果国家内部产生问题，其破坏性是很剧烈的。政改从基层试点入手，好就好在比较稳妥，有利于我们在改革深水区里积累经验。即便有一些偏差疏漏，也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容易做一些引导与控制。”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高新民也对此表示认同：“改革的过程，必然会修正、改变一些东西。但改得对与错，有待验证。因此从一个小的试点入手，万一出现问题，也属于微观层面的差错，不会造成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被动，同时也便于转向、调控。”

　　在高新民看来，试点先行的价值还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从基层试点入手，就意味着将直接面对老百姓的生存、发展、各种权利的实现等问题，也就需要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做起，从解决基础问题做起。例如，县权公开等试点工作一方面拉近了官民距离，另外一方面是更多的把基层定政策、做决策的重点放在老百姓发展、需求的基础之上。这就和民生问题挂起钩来，把一个宏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扎实地放在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上来。

　　其二，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权力、政治资源配置问题。当前试点所做的工作，例如公推直选等，都属于具体制度的探索，还没有改变权力、政治资源的配置。但试点工作在诸多具体制度上的探索——如干部监督制度、人事制度等——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必然会触及权力、政治资源配置等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这也正是试点先行的重要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