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政府采购腐败的丑闻似有井喷之势,媒体已接连曝光好几起。先是辽宁抚顺财政局采购苹果公司最前沿的娱乐产品iPod Touch 4当U盘,网友感慨说“iTouch 4市价大约2300元,他们买了7个当U盘使。好贵的U盘”,市场上最贵的U盘不过才1099元!然后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再就是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政府采购把纳税人的钱当纸,舆论惊呼“阳光采购”变成了“阳光腐败”。
看到这一系列采购腐败,不由想起正在筹办南方科大的朱清时院士的遭遇,在他的遭遇中,“阳光采购”则完全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成为改革者做事的障碍,僵化的行政程序让改革者寸步难行。
朱清时是在媒体报道“南方科大陷入准生困境”后,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艰难体验来形容改革之难和行政化之害的。他说: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修楼,这么简单的事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政府解释说,按规定“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订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于是,一个教室漏水的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动工修缮。朱清时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这个“程序”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阳光采购程序”。
只有在比较中才更凸显出“阳光采购”的荒诞和荒唐,一边是对政府内部人毫不设防,根本起不到财政约束的作用,部门和官员让人瞠目结舌的乱花钱毫无障碍,再荒诞的采购都能一路绿灯地轻松获得审批;一边是对政府外部人如防大“盗”,教育改革者想做点儿事却寸步难行,教学楼修个漏洞、买台办公电脑、申请点经费比登天还难,僵化繁琐的行政程序和“脸色难看”的官僚成为难以逾越的阻碍。这种鲜明的对比虽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却都是发生在“阳光采购”的制度语境下。
朱清时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许多地方的改革者和需要政府拨款的校长们都遇到过的问题,审批之难难于上青天,盖个章一般都得跑几个月。“采购天价U盘”更不是个案,从近段时间频频曝光的采购腐败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比正暴露出“阳光采购”最大的制度性失败:防不住最该防的人,却成功地防住了最不该防的人。成功地限制住了像朱清时这样的改革者,而让“天价U盘”、“天价电脑”、“天价按摩椅”毫无障碍。
阳光采购“最该防的”是哪些人呢?正是掌握着权力资源、最有可能滥用权力去自肥的政府内部人士,他们习惯了财政供养和享受各种福利,习惯了乱花纳税人的钱肥一已之私,也习惯了以各种名义沾公家的便宜。花别人的钱办事,他们有着天然的利益驱动将此置换为“为自己办事”,“内部人”的身份优势也使他们有这样的便利,所以他们“最该防”,设计制度时应将他们假设为“一个个对财政虎视眈眈的魔鬼”,像对“贼”一样防着他们。“最不该防”的是那些手中无权的人,没有可用来寻租的权力,他们根本没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比如像朱清时这样一个筹办中的民校、受到董事会约束、由董事会选出来的校长,他办公室添置一台电脑,能发生多大的采购腐败呢?
其实,“阳光采购”的制度初衷正是为了防“最该防”的政府官员。正是政府部门一系列黑箱中的采购腐败催生了这个制度,可在现实执行中,却像许多其他制度一样最终异化为“防民不防官”。为何会有这种异化?关键在于这样的制度始终摆脱不了那个监督的悖论,负责监管和审批采购的人,他们往往能从采购腐败中获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给自己审批,自己给自己发一台天价U盘,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样的采购?所以,“阳光采购”对内部人完全不设防。可内外有别,一旦面对的是像朱清时这样的外部人时,这套制度就以百倍的严厉开始生效了,因为朱清时所做的虽然有利于公益,却无利于官员私益,制度就会成为他们逞弄权威的工具。
“僵化”对于制度其实不是贬义词,很多时候他是“原则”的表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刚性标准对谁都一样,谁都要走同样的严格程序——如果原则是平等的,则“僵化”是制度的一种美德,那朱清时没什么可抱怨的。可现实是,官民有别,防民不防官,内部人怎么乱花钱都可以,外人花一分钱都要跑断腿。面对一路绿灯的“天价U盘”,困于僵化程序的朱清时情何以堪?
什么是坏制度?挡住改革者朱清时却挡不住天价U盘的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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