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破解公车改革困局更需干部公私分明自觉性

　　年终岁尾，中央政治局部署2011年的反腐工作，其中把公车治理作为重要一项，消息甫出，上下一致叫好。巧得很，日前，在国家图书馆偶翻创刊初期的人民日报(那时称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一则启事让我生发类似问题的联想。就在该报创刊的第四天，即1946年5月19日头版报眼位置，便刊登了这样一则《边区政府重要启事》，称：

　　根据本府政务会议决定，为节省开支，本府会部马匹饲养员已编成运输大队，从事生产自力更生，凡规定有专门公马人员因公外出时，均酌发车马费。因饲养员已全部取消，会后各方人员，乘车来本府时，须自带饲养员喂养，本府概不负责，特此声明，诸希鉴谅。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从启事发布的时间看，是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也就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刚刚从太行山里迁入河北邯郸这座当时的大城市的时候。也就是说，抗战的炮声刚停，边区政府刚刚走进城市，便立即着手开始进行专马公马的改革。足见此项改革意义重大。那时公马是官员们的主要代步工具，改革公马使用制度，首先是为了精简人员，充实一线战斗部队。更主要的是减少经费支出，改善军政、军民、官兵关系。

　　60多年以后，当我再谈这则启事时，不是旧话重提，而是现实意义很大。比起战争年代，今天的条件变化可说地覆天翻。骡马早已从各级政府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现代化的小汽车。今天中国小汽车的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当然，与战争年代相比，有一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那就是因公车问题带来的公私分野和职务消费，比之当年“专马公马”所造成的负面反映，也更加突出，由此带来的问题，损害了各级干部的形象。关于公车改革的话题已经议论多年，许多地方也屡作试点摸索经验，但却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相当困难，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已经上过“两会提案”，中央已把它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来抓。据报道，由相关部门出台的改革方案比较明细，其中有两条在报端比较抢眼，一是国家部级官员用车标准将大幅降低，标准不得超过35万，二是厅级以下官员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可以想象，这项举措，足可称之为有力。如今不要说厅局级、县处级，甚至乡长书记科级干部都配专车。财政部、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地方公务用车已达200余万辆，每辆车每年运行成本平均达六万元，多的甚至超过十万，地方每年公车消费目前已多达1500亿到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配车)，占财政支出比例多达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二。这说明，公车改革措施要变为一个实践，必将还要伴随一个较为艰苦的过程。

　　公车之所以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关键是有一个公车私用的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执政党的形象。老百姓都在关注改革到底怎么搞，甚至有人提议用现代化的GPS来监督公车私用问题。其实，措施是重要的，关键还要靠人去遵守。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们营区当年住着赫赫有名的王树声大将，如今与他的战争故事同时在营区传为佳话的，还有他廉洁自律的故事，其中就包括用车的问题。据老同志讲，王将军在用车问题上的公私之分明，今天听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比如有段时间他患了腿病，上街需买几只鸡调养一下，然而他严告司机，必须按车公里从薪金扣除买鸡用车的费用。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他夫人杨炬在三〇四医院工作，上下班本可以搭他的便车，但他认为这不合规矩。他说，揩公家油，占集体便宜，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干部作风养成，就必须从这些小事严格要求。这些故事，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不胜枚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做过一段秘书工作。记得当时总部决定为1965年以前担任大区正职的现任领导同志每人配一辆皇冠轿车。配车第一天，我们的老首长李聚奎上将召集办公室所有成员开会，议题只有一个：关于新车使用。他说，新车是国家配给领导的公务用车，如果发现家属子女、或身边人员因私用车，将首先拿秘书是问，并称这将列入年终考核的硬指标。这些小故事如今听着有点不近人情，然而，这的确是当年许多老将军们的经历。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北京的车已经多得成为世界一景，如果再像老将军们那样事无巨细都分清公私，也难乎其难，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缺乏约束，必将酿成损害党的作风建设的大问题。物质富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干部作风建设问题却更加突出，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特别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的今天，更能考察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操守和道德自觉。赢得老百姓的尊重，取得社会的信任，就应该从此类细节着手。

　　公车问题列入专项治理，表明了党中央根治腐败端正党风的决心。当然，从根本上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既要有制度保障，更要有各级干部的公私分明的自觉性，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陈先义。(陈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