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天安门自焚事件十周年之际访“法轮功”受害者郝惠君、陈果母女
新华社记者
1月20日,二十四节气中“大寒”的第一天。河南开封。室外温度零下6摄氏度。
中国关爱协会的工作人员与记者一起走进十年前“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受害者郝惠君、陈果母女的住所。
母女俩住在一个独立的庭院里,院子很清静。在大概30平方米的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电视、床和柜式空调等家具。由于天气冷、房间大,屋里开着好几个电暖气。母亲郝惠君站在门口迎接来访者,陈果则坐在电暖气旁取暖。
眼前的郝惠君,由于重度烧伤,面容全毁。从侧面看,她的脸更像一张面具,一个小洞,是眼睛;下面两个小洞,是鼻子;嘴就用两排牙齿替代了。即便如此,58岁的郝惠君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礼貌地招呼客人入座,交谈。
尽管不忍再揭伤疤,十年前的那一幕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重新提起。2001年1月23日14时41分,农历除夕。当中国人正准备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时,7名来自河南省开封市的“法轮功”痴迷者轻信李洪志“放下生死”“升天”“圆满”的蛊惑,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造成了2人死亡、3人严重烧伤的后果,世界为之震惊。
作为自焚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郝惠君坦诚地诉说了她的感受。
“我们母女俩练习‘法轮功’,不但自己把自己毁了,还给国家、社会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政府却依然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们请护工,每月发放生活费。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停了一会,郝惠君接着说:“政府给我们请了心理矫治的大夫、专家,给我们开药、治疗。”
一旁关爱协会的大姐说:“你们也是受害者,你们已经坚定地离开邪教组织。希望你们能继续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生活,能够为自己的康复、为社会做点事情。”
“是,我最近想看看孔子、孟子的书,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政府给果果(陈果)还买了电脑,让她学习。”
虽然受没有嘴唇的影响,郝惠君的声音听起来仍很清晰,表达也很理性,让人难以把这个河南大学艺术系毕业的高材生“法轮功”自焚的极端行为联系起来。
“我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当时就是到了痴迷状态,人到了那个程度,就不能控制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我们母女俩练习‘法轮功’,把自己全毁了,给国家、给亲人带来巨大的干扰和无尽的痛苦。请转告那些还在练习的人,一定要理智,不要偏激。”
听到这里,陈果站起身走出去了。
谈起母女俩的关系,郝惠君说:“果果有时状态很不好,会摔东西、不吃饭、整夜坐在床上不睡觉……”说到这里,郝惠君抬起残疾的小臂“拿”起搭在沙发靠背上的一块布,擦了擦眼角、鼻子和嘴。
郝惠君曾是河南开封市回民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这位有着艺术修养的母亲无疑对女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从小就显示出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陈果5岁就开始拜师学习琵琶,1993年就被选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习,曾被学校推荐参加过中央电视台银河艺术团赴新加坡的访问演出。1999年她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摆在她面前的,是一条可以想象的充满阳光的道路。然而,同样是在母亲的选择和影响下,陈果随母亲开始练习“法轮功”,最终走上天安门广场,把她们的人生“烧”得面目全非。
陈果有时会怨恨母亲。她不理母亲、顶嘴吵架甚至推搡她。据郝惠君的妹妹介绍,姐姐对女儿始终有负罪感,精神上特别痛苦。“姐姐一直是个单纯善良的人,做事认真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她痴迷‘法轮功’时,认为这是最好的东西,也想把它给女儿。”
记者找到陈果,送给她两张CD唱片。她接过来瞟了一眼,放在桌上。
“你喜欢音乐吧,有空的时候可以听听。”
“是《天堂鸟》吧。”她看到并记住了唱片的名字:“里面是歌吗?”
那张烧得和母亲一样惨不忍睹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好奇。
她身旁铺着的被子套着浅蓝色的被套,上面的几个红色字体格外醒目:“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公寓,01-797。”十年了,陈果还一直保留着这个被套。
病痛、绝望、内疚、负罪,难以想象,这对母女自焚后的3000多个日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十年前的那一刻,好像是一把利剑,把这对母女的人生划成阴阳两面。即使有帮助、有关爱,她们也永远无法回到从前。
十年了,“法轮功”邪教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对有些人来说,比如那1000多个因练习“法轮功”而致死、致伤的人及他们的亲人、朋友,它所带来的伤害不是十年可以抹平的,甚至随着岁月的积淀而越发深重。
离开时,郝惠君坚持把客人送到大门口,举起胳膊告别。寒风中,那张脸、那没手的胳膊、那飘舞的白发让人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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