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一个共产党人的一辈子(2)

　　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公仆如牛。杨善洲说：“我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

　　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结束时，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一共6.5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他的口气不容商量。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

　　回到保山，一连几天，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了6块多，你又花上33块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么算。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

　　他岂止是不占便宜。

　　当时，机关的同志下乡每天有4毛钱补贴，20多年里，杨善洲一大半时间都在乡下跑，却从没拿过一天的补贴。他说：“和群众比，我有一份工资，已经很好了。”

　　有一个给他当了两年半秘书的同志坚持每次下乡后都把书记的补贴办好，开了存折存起来。杨善洲知道了，没吱声。1978年，他在大官市果林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多种经济想养蜜蜂，但没钱买蜂箱蜂种，一下子想到了秘书帮他存的出差费，一问，竟有400多元，他高兴得很：“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把它全部给他们买板子打蜂箱，把蜜蜂养起来！”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用钱“散”的杨善洲，自己的生活却“抠”得很。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公里。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1984年一个星期天，杨善洲回家后，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回保山，突然天降大雨，淋得没法走，他们就到一旁的姚关镇政府躲雨，镇委书记说：“老书记，我和县上联系，来接你。”他说：“接什么接，我们躲一下，等雨停了就走。”

　　父女俩躲了一阵，见雨不停，就打着雨伞走了。区委书记赶忙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县委办公室主任深知老书记的脾气，专门派车，他肯定不坐。于是，他想了个主意。

　　驾驶员小李按吩咐，开车沿大路朝老书记驶去，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回来，赶上他们，大声招呼：“老书记，去哪里？是去施甸吗？我刚办完事，正好捎上你们一脚！” 杨善洲没想到他们的招数，确信是偶尔相遇，这才和女儿一起上了车。到了施甸，父女俩买上车票回到保山。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是乡里的民办老师，那年考地区中专差一分落榜，他拍着女儿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女儿问：“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他严肃地回答：“不行！我没这个权力。”后来女儿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别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请你一定要告诉老书记，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一年，他的一位老相识从外地回来分配到公社工作，老相识找到他，希望帮忙转到城区。杨善洲说：“为什么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困难再研究。”

　　在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回到地委，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等候：“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和小海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就求你这一次……” 杨善洲笑了：“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里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一辈子的为官情怀，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与群众一道，承担起通往幸福生活路途上最后的艰难

　　环抱在山洼洼里的大柳水村，是杨善洲这辈子从未起过根的家。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20岁就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石匠。后来，在这里娶了媳妇成了家。又后来，他跟着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走了。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走出的男人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大山里每一个农民一样，至今依然过着地里刨食、山上找钱的艰辛生活。

　　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

　　1967年，老房子破得挺不住，一到下雨，满处漏水。妻子张玉珍看着婆婆和娃娃在雨水中躲来躲去，无奈之下去了保山，找到当家的说了家中的难。杨善洲听了，半晌无语，摸遍全身，找出仅有的30元钱：“你先拿这些钱去姚关镇买几个瓦罐，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暂时艰苦一下。”

　　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爹爹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多少艰难困苦，张玉珍靠着山里女人石头一般的坚韧挺了过来。

　　3个娃子上学，当家的捎回的钱不够，一到秋天，她就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采野果子，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背篓能卖2元钱。

　　1986年，姚关镇一个年轻的副乡长到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母亲、老伴、孩子一家人正在吃包谷饭，家里粮食不够吃，很难过，赶快让乡民政送来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立刻让家人把两袋粮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副乡长：“很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要接济就应该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

　　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母亲、爱人和不满16岁的儿女可以“农转非”，可他却把申请表格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他说：“大家都来吃居民粮，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愿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1988年，家里人想在施甸县城附近建个房，为他下山进城办事方便，家里人也可多照顾他。他同意了，心底里更多是为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于是儿女先借下5万元钱，买了地，盖了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

　　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9600元。老伴问：“9600块，能还5万？”账还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杨善洲做主，房子还没住就卖了。

　　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杨善洲的根，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大柳水村。

　　每当有人问起张玉珍老人：“你当家的是‘大官’，你一家子怎么还过得这么苦？”

　　老人总会平静如水地说：“他当官是为国家当，又不是为我们家当。”

　　也有人问过杨善洲，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你对家人有愧疚吗？

　　他点点头，低声地说出两句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啊！”那一刻，他眼里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