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依然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但绝不意味着该习俗仍有延续的绝对合理性:把农业社会的旧习俗带到后工业﹑人口密集的当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近年来,燃放烟花爆竹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灾害,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人则表达了禁放烟花爆竹的诉求。这种诉求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立场展示,但被学者秋风先生判定为“理性的僭越”(据2011年2月6日《新京报》)。那么,究竟是谁僭越了理性呢?
秋风先生的基本论点是:“燃放烟花爆竹之所以成为一项民俗,就是因为时间已经证明了它的社会收益是大于社会成本的。时间筛选制度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体的理性。”这个论点可以简化为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这个命题貌似合理,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为现存事物,包括风俗辩护的逻辑:按照这个原则,只要一种风俗﹑生存方式﹑制度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认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筛选制度”的检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某种风俗或者生活方式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延续非但不一定具有长远的合理性,而且也可能压抑新兴的可能性和正当诉求。
比如,要求女人裹小脚曾是流传较久的习俗,但其合理性仅仅存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语境中;以性别平等的立场去审视,要再延续裹小脚无疑是极端荒谬的。
同样,有人依然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但绝不意味着该习俗仍有延续的绝对合理性:把农业社会的旧习俗带到后工业﹑人口密集的当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前几年,部分城市曾经禁放烟花爆竹,就是因为人们部分地意识到了这个逻辑。近段时间,有些城市开禁,这绝非见证了民意的胜利,而是秋风先生所说的社会成本意识在支配决策者的行为。并且,这种成本意识可能暂时获得了收益(如使部分人获得了心理宣泄的通道),却很可能遮蔽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绝非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合理的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筛选习俗、法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长久来证明其合理性无疑是“理性的僭越”。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面向未来的革新态度远比单纯地守成更有价值。(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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