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农民工"身份壁垒"：应该根本破除

　　从劳务派遣公司送来的农民工中，选出优秀者，每年花费近2000万元，帮助他们解决婚姻、住房等问题，甚至送他们去读书——全国人大代表、中天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董才平所做的这些，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冤大头”。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江苏民营企业的老板，对于农民工所面临的“身份壁垒”却有着自己的“远视”。

　　董才平在看了本报昨日《三位农民工代表的“身份之变”》的报道后，十分不解：“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农民工为社会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身份壁垒’依然无法根本破除？”

　　董才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看上去企业每年在农民工身上投入千万元的确不少，“但这些生活稳定而技术熟练的工人，创造的价值会远远高于企业的投入，企业花的是小钱，挣的是大钱；那些总想设立‘身份壁垒’的地方，省的是小钱，丢的才是大钱呢！”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马力同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民工来到城市，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的费用大致在3000元。但他们给一个城市创造的价值，又有谁算得清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迟福林说，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多年来，这个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所有的事实都说明，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只会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如某些观念中所认为的那样，是社会和城市的包袱。”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却难以被城市所接受，同样为劳动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文化素质、基本技能等各方面与城市劳动者存在巨大差异，这些问题不解决，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律师秦希燕说。

　　采访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告诉记者，“企业使用的都是农民工，因为身份户口等原因，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不能安居，天天从事简单劳动，技能根本得不到提升，企业也就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

　　“事实上，大量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认可，不仅影响到农民工个人的就业竞争力、收入水平，也会影响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对于国家和他们个人都是不利的。”郑功成最后总结说。

　　在这些代表委员们看来，社会能否实现和谐、公正、全民共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能否享有平等就业权，能否实现同工同酬。“能否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公正的社会保障待遇——2.4亿农民工‘身份壁垒’不除，所有的目标都是空话。”（记者赵晓展 张伟杰 蒋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