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费(含外宾、内宾及退休人员招待费)：6.72万元”，在复旦大学2009年度图书馆经费使用情况支出分类表中，列着这样一栏。
这是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力主下，复旦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公务招待费”。今年两会期间，葛剑雄委员的做法经中国青年报独家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一片赞誉声。
3月12日，葛剑雄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两会结束后，他将公布复旦大学图书馆2010年的各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接待费”。他说，其实这是政府早就要求的，像教育部就一直要求各学校财务要公开，国外的大学公布的财务报表更详细，只是国内的大学还没做到而已。
近年来，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年年都是热点，但却年年破题乏力。“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这甚至成为新闻报道的标题，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遭遇的困境。
然而，种种新迹象表明，目前，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加大治理的力度，公车改革将有大动作，而公款出国、公款吃喝也日益引起重视，并首先将从信息公开着手治理。从今年起，借“三公消费”挥霍公款的现象，有望得到全社会切实有效的监督。
中央以身作则成表率
2010年12月底，北京为治理拥堵，推出了汽车限购令：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士通过摇号购车，全年机动车总量控制在24万辆。
这一政策引起了广泛热议。反对的声音认为，北京的拥堵缘于公车太多，要限制应该首先限制公车。
叶晓静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2010年12月21日，她向北京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委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公车确切数量。
让她不曾预料的是，北京市很快作出回复，表示将公开公车数量。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再次回应称，北京将在3月底向社会公布北京市的公务用车数量。
“在我寄出申请表没几天，北京市财政局就给我打来电话，态度很好，说申请已经收到，将作出书面回复，后来又打了两个电话进行沟通，态度也很好。后来我收到的书面回复也是说，3月底将公开数量。”叶晓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没想到会回复，更没想到会公开，这是一大进步”。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听到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时，非常兴奋。一直倡导公车改革的他在3月6日的微博上记录道：“吃早饭时，代表们纷纷与我讨论总理谈到的公车改革问题，绝大多数赞成。大家十分关心车改。这是没有想到的。”
更让叶青代表没有心理准备的是，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时表示：“财政部将公开2011年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预算部门相应公开本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
“在我的印象中，中央部门提出要公布‘三公消费’，这还是第一次。”叶青代表说。
长期关注预算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也将这个消息视为重大进步，“中央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是财政透明成败的关键。这种带头示范效应，我认为也会给各级财政、地方财政形成压力，促使他们公开‘三公消费’”。
以透明和民主监督应对挥霍
去年两会前，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联合访谈时，有网友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
确实有难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社会是个很讲人情、关系的社会，公务接待是各地干部的重要工作，请吃、请喝现象随处可见，公款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公款消费存在相互攀比的现象。
他说，很多人也意识到，像公务接待这种费用要干脆利落地处理得一步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奢侈浪费地挥霍公款现象实在对不起人民，所以，首先应该把“三公消费”公布出来，看到底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要这样花，这样才能有所约束。“即使不全面取消公务接待费，对总量进行封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葛剑雄表示，2009年复旦大学图书馆的6.72万元“公务接待费”，也有人说公布出来会不会被质疑，“很多人劝我不要公布，我说没什么不能公开的，你该接待就接待，该花钱就花钱。正常的开销不能公开，就会有更加惊人的情况，有什么怕公开的呢？”
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上述网友的提问时，也这样回答道：对于“三公消费”，“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蒋洪评价说，温总理说到的两点确实是关键，所以他非常欢迎财政部要公开“三公消费”的决定，“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由不公开到公开，由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确实有进步。”
记者注意到，这几年的两会上，像蒋洪这样呼吁治理“三公消费”的呼声并不少，甚至有些是政府官员。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就呼吁强力推进公务用车改革。他列举的理由中，就有“奢侈浪费较严重”和“公车私用较突出”两点。他援引数据说，“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台专车。”“公车使用有3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某省原政协副主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也痛心于“三公消费”的挥霍现状，甚至表示，如果要进行公车改革，“可以先从我身上改起”。
这位委员说，公车闲置、错用、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像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虽然上医院、去银行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用车，但专门为他配专车和专职司机的做法“没有必要，纯属浪费”。
他跟记者探讨道，一些政府部门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司机班，让司机们根据需要灵活出车？或者将相关业务外包给租车公司？“这样都将省去很多费用”。他说，各级政府不应该配太多公车，“现在连乡长和村长都有专车了，都在当自己家车开，国家就应当鼓励公务员自己买车开车，适当给予补贴”。
这位委员说，在私下交流中，他了解到，其实很多干部也希望能够压缩公款消费，用于国计民生，“比如请客吃饭，现在不达到一定规格好像就不尊重人家似的，互相攀比，但有可能请吃饭的人和被请吃饭的人都不愿意这样浪费，如果有了政策的刚性约束和支出的公开透明，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制止挥霍公款了”。
不能让“秘密”成为不公开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财政公开推行后，也有人感到高兴。2010年3月，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推行了“裸账”，公布全部支出，甚至小到一张打印纸的支出也一目了然，迎来送往的消费账目当然一一在列。
然而，“裸账”后，上级领导来得少了许多，该乡在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白庙乡成了异类。
叶青说，“三公消费”越来越多地公开，大家慢慢就会习以为常，不会像现在，公开反倒成了“另类”。
不过，叶青认为，公开的表态只是第一步，公开程度、公开范围和公开效果，还有待在正式公开后进一步观察，他把解决“三公消费”监督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全社会的一起推动，“全社会都应当像关注民生问题和三农问题一样关注‘三公消费’，这样才能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透明”。
蒋洪认为，“三公消费”不仅仅是公开的事情，还看怎么公开。这些消费，有可能出现在预算科目中，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支出方面，公开“三公消费”不仅仅是公开预算科目的数目，而且要公开其他支出方面的情况，但现在各级政府公开的财政预算报告线条还有些粗，只有大账和中账，没有细账和小账，不利于监督。
他也担心，行政机关虽然将“三公消费”项目支出公开了，但把另一部分这类支出转嫁到国有企业身上去了，“如果要全面接受社会监督，就应当把不论显性的还是隐形的，不论账内的还是账外的都统计进去”。
蒋洪还特别关注“除涉密以外全部公开”的“秘密”部分，“秘密范围很大，公开的部分就没有意义，秘密以外究竟还有多少信息量。社会公众关注的是细化到什么程度，所以要对秘密进行界定，不能让它成为不公开的借口。”本报记者 叶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