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3月16日，“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无论是对社会管理格局的规划，还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公众参与”都是其中鲜明的关键词。
公众参与热情高与低，参与渠道通与堵，参与机制顺与阻，都将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行。如何参与社会管理，怎样参与更好，这不仅是公众自我提升素质的考验，更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的考量。
目前，在乡村，村民议事制成为处理不少农村事务的法宝；在城市，各种形式的居民自我管理组织也成为社区管理、纠纷解决的重要机制。各地的实践，正在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奠定着实践创新基础。
围绕公众参与，本报邀请三位嘉宾，一起谈谈这个话题。
一问：参与热情高不高
问：当好主人，首先要有意愿当主人。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高吗？吸引他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难度大吗？
马国湘：我曾经全程参与了汶川地震重灾县四川罗江的灾后重建，两年内也多次就当地基层社会管理进行调研。
调研中我发现，村(居)民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相对比较强。这是因为乡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社会单元，本来就有朴素的民主自治传统，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多年来，村民对基层民主生活的参与度很高。
因此，只要有一个良好的体系设计，农村社区居民大多都会主动参与到社会管理和自我管理中来。
更重要的是，每个村民都深深地嵌在农村政治生活现实场景中，乡村的每一个决策都与他们切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只要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希望发出自己声音、参与管理的热度就不可能低。
李小洁：就城市而言，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潜伏”的热情不小。比如，交道口街道的菊儿社区，有一处200多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地下室，过去居民们都不愿意来活动，利用率低。后来进行改造时邀请居民代表全程参与。活动室的功能、装修方案、后期管理，所有的问题都由居民决定。方案确定后，居民们又分成行动小组，执行方案、监督落实。改造后的活动室，大家一致叫好。
一旦尝到“自我管理”的甜头，居民也会更加主动地要求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菊儿社区的68号院，42户人家“票选”出了自我管理委员会，把这个原来“三不管”、居民们“各扫门前雪”的老院子打理得有声有色。
董明慧：引导公众参与，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只要是围绕居民关心、社区需要的问题，是能够吸引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近年来，北京各社区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流动人口代表、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广泛征集议题，共同商讨社区事务。像菊儿社区这样的居民参与形式创新，也不断涌现。
二问：达成共识难不难
问：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公众诉求也愈发多元化。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难以达成共识的状况？
马国湘：只要有合理的表达和决策机制、公正的议程、科学的选举民意代表的方法，村(居)民在决策中一般是能够形成共识的。即便出现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议程修改来解决。
以罗江县蟠龙镇盐井村为例。全村每5—15户村民推举1名代表，共计39名代表分别“定向”联系和服务推举出他的农户。他投出的一票要向推举他的村民负责，村民也对授权代表在议事会上做出的决策给予承认。代表商议事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并通过村民大会公布议定结果。
去年调研时，我旁听了一次该村低保对象的村民议事会。议事代表以投票的方式，从26名低保申请村民中确定了22名低保户。对这个结果，绝大部分村民都认可，没能享受上低保的农户也很服气。
李小洁：不参与、不沟通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共同面对矛盾和挑战，不沟通就只在各自世界里“想象”对方的态度和想法，分歧就会越来越严重。
交道口街道内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街巷，游客繁多，商户与居民的矛盾也一度非常突出，靠政府和居委会协调，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们举行了一次“社区茶馆”对话会，请各方一起来喝茶，大家坐下来敞开心扉地聊，最后达成共识，商定了化解矛盾的方法。
通过参与式方法进行民主协商，发表各自的想法，定位各自的角色，并了解、理解其他人的立场和诉求，才能为寻求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进行决策与合作，最终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
董明慧：此外，不断完善社区管理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也是社区居民达成共识的基础。这些年，北京市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居民会议制度，制定《北京市居民会议规则》，规范社区民主决策程序，提高民主决策水平。
三问：对话政府顺不顺
问：有时，公众的利益与政府或者社会的整体利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当出现这些差异时，公众的参与成果如何体现、如何保护？在与政府进行对话中，公众有多大的话语权？
马国湘：村(居)民自我管理决策中产生的一些事项，不可能全部做到与政府意愿完全重合。当发生这样的分歧时，一方面，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大包大揽，另一方面，村(居)民不能建立独立王国，毕竟政府决策和老百姓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要实现问题的解决，实际上需要一个“缓冲带”、“调和剂”，也就是应该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可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机制。
罗江县金山镇连沟村刚选出议事代表没几天，就遇到修建高速公路与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在村党支部动议下，支部书记蒋贤明主持议事会，代表们通过激烈的讨论商议，敲定了补偿款分配方案，村民们对方案都无条件认可，一天就分配到户。
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能够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这就在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社会更为和谐。
李小洁：其实，随着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还促进了政府工作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工作模式，现在更多地表现为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在我们居委会，工作模式也逐渐由“我们要为居民办事”转变为“居民要求我们协助办事”。
董明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也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部门深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支撑、驻区单位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这其中，我们十分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以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为主要手段，进一步健全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公民参与机制，不断增强社区民主自治功能。（记者 冀业 余荣华 编辑 苗苗 民建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马国湘 北京市民政局社区工作处处长 董明慧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副主任 李小洁）
